王卫斌：苏区炊事
作者：王卫斌
古代政治家管子强调“民以食为天”，军事家孙子则断言“军无食粮则亡”。吃饭问题关乎民众生活质量，危及生命存亡绝续；影响军队战力士气，决定战争胜负成败，堪称人类社会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管制，严厉遏制两极分化，着力改善苏区军民生活。广大红军官兵为了让普天下劳苦大众吃上饱饭，硬是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忍饥挨饿、浴血奋战，从而确保了红色灶火不息、革命炊烟不灭……
参加红军吃大户，开展斗争谋口腹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奉命发动秋收起义受挫，幸得井冈山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收留，并接济了五百担稻谷，上千名起义官兵才得以稳住阵脚，在湘赣边界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次年4月28日，朱德、陈毅又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余部投奔井冈山，与毛泽东、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会合，组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军。大量兵员集中在“人口不足两千，产粮不足万担”的弹丸之地，粮食供求矛盾日趋尖锐。
在国民党大兵压境、经济无出路的情况下，朱德、毛泽东毅然率领红四军主力跳出井冈山，转战幅员广袤、物产富饶的赣南、闽西。风味万千、营养全面的客家传统饮食，养育壮大了革命力量和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为期13天的会议期间，600多名来自赤白区、国内外的代表，尽情分享了“红都国宴”的美味和中共取得局部执政地位的喜悦。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工农武装迅猛扩充、各级党政机关相继设立，脱产的公务人员不断增多，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再加上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粮食连年歉收，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而国民党的“困死”、“饿死”手段越来越卑鄙，对苏区物资一律实行禁运，唯独放任粮食自流，凡此种种弊端，犹如雪上加霜，无不加剧了粮荒饥馑。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苏维埃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开荒垦田、开渠治水，大办互助合作组织，大兴劳动竞赛运动。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粮食管理、经营机构，积极开展粮食购、存、调、销业务，调剂余缺，打击奸商；平抑粮价，稳定市场。
正因各项工作到位、措施得力，苏区农业在大灾、战乱之年依然逆势飘红，取得了好收成。后勤保障果然是战斗力，在第四次反“围剿”接近尾声时，红一军团某炮兵营20名战士不费一枪一弹，活捉了500名缺粮断炊的国军；一个红军炊事员凭着一把锅铲，竟降服了一连全副武装的饿兵，这场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
官兵一致同甘苦，干群一心共患难
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三湾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整编，创造性地推行支部、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取消军官“四菜一汤”的待遇，让士兵民主管理伙食，自由支配节余的“伙食尾子”。红四军官兵政治平等、经济公开，吃多吃少一目了然，吃好吃坏心甘情愿，士气空前高涨。
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明确规定红军除了行军打仗，执行军事任务，还要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筹集给养，执行政治和经济任务，由此彻底跟旧式军队划清了界限，进一步升华了新型人民军队的高尚品格。
中共成为苏维埃政权下公开存在的政党后，为了防止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杜绝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确保自身肌体的健康、纯洁，从1932年2月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反腐肃贪斗争，对党员干部队伍中贪污、倒卖粮食的犯罪分子惩罚尤为严厉。一个代号为“江西老表”的红军干部只因倒卖了两担军粮，结果竟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其尸体被贴上醒目的宣判书抛街示众，令饕餮之徒触目惊心、害群之马闻风丧胆。
绝大多数苏区干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传颂一时；“真心实意为群众，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义重”，蔚然成风。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垂范，11个部委二成多冗员、重费被核减，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天只发油盐钱三分，食米半斤。在前方战事吃紧、粮食供应最困难的非常时期，后方非战斗人员坚持半干半稀只吃二顿饭。
苏区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 苏区群众也毫不含糊，纷纷慷慨解囊，硬是从牙缝里抠出粮食支援革命战争和苏维埃经济建设，而且大部分群众卖粮不要钱、借谷不要还，主动退回政府发给的购粮款和借谷票。红军官兵步调一致，苏区干群上下一心，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顽强地与“庞然大物”国民党南京政府抗衡了数年之久。直到洋顾问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躲在“独立房子”里吃着烤面包、砂锅炖鸭瞎指挥，不幸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但中央红军主力并未伤筋动骨，依然能够从容完身而退。
饭糗茹草 志愈坚，革命理想高于天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官兵补给断绝、食不果腹，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但他们犹自不改其乐，慷概悲歌：“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有个国军上校团长被俘投诚后，抚今追昔，不禁感概万千，发自内心地坦言：“野菜虽然很苦、很难吃，但精神能量很高、政治营养很丰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脱离苏区大本营，踏上漫漫万里征程，沿途群众和经济基础越来越薄弱，气候与地理环境越来越恶劣，后勤保障也越来越困难了。1935年元旦前夕，红三军团四师进入广西大苗川，只买到了少量糯米，直吃得双腿发软，迈不开步。元旦这天抵达贵州瓮安，本来打算筹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庆祝新年、改善伙食，谁知竟连一块斋豆腐也没能得到。5月29日，红一军团强渡大渡河天险，承担飞夺泸定桥重任的红二师四团急不暇择，连日来靠抓生米当饭吃。6月8日翻越“生命禁区”夹金山时，受命攻打山垭口的红四团六连临战前一天多时间粒米未进。
6月15日，中央红军好不容易翻越巍巍冰山雪岭，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四川懋功会师，紧接着又兵分二路进入茫茫沼泽草地。尽管此前他们采取了一切办法筹粮，但由于当地人烟稀少、地瘠民贫，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着民族隔阂，平均每人携带的五、六斤青稞，行程不到一半就吃完了，被迫采集野菜、草根和树皮充饥。草地上的水和植物往往有毒，误吃后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休克倒毙，即便如此，很快也被一扫而空。接下来已经饥不择食了，杀战马、牦牛、骡子，啃皮带、皮鞋，甚至喝人蓄尿液、捡粪便中残留的青稞麦粒，凡是能找的都找了、能吃的都吃了，而草地依旧茫无头绪、不着边际。
危难关头，红军官兵纷纷倾其所有，自告奋勇“尝百草”，以身试毒，争相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毛泽东杀掉坐骑，把自己分得的一小块马肉，让给了身患重病的警卫员戴天福，戴天福不舍得吃，临终前又托人送回给了毛泽东。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想方设法弄到了半只野羊腿，送给革命老人董必武补养身体，但董必武不肯独享，执意分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炊事员行军时要肩挑背驮粮食和各种炊具，到了宿营地还要拾柴、找食物、埋锅造饭，他们虽然掌管伙食，但因体力消耗和精神压力过大，牺牲却最多。
8月下旬，左、右路军终于相继走出“死亡陷阱”，幸存的红军官兵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形，很多人的体毛全部掉光，皮肤也脱了一层。随后，这支饱尝了大自然百味、经受了人世间一切艰难困苦而不溃散的队伍继续北上，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宣告长征先期结束，也预示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