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新型：我国智库建设之道
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要有世界眼光，借鉴国际上智库建设的普遍经验，同时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中国智库模式。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都伴随着思想的崛起。无论是选择发展模式，还是维持国家强盛，都需要思想作战略指导，智库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智库的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知识精英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文化软实力。智库作为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一种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既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有力武器。
20世纪初智库诞生以来，美欧发达国家智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并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机制和适应本国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与特点。美欧智库数量和类型众多，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比如美国智库大多数强调自己独立于政府、政党，英国智库则形成了与政府关系密切、党派属性浓厚、与政党共进退的传统。但综合来看，美欧智库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们在很多方面具有的共性，如政府的大力扶持、“旋转门”机制使专家知识与政策实践得以有效结合、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使智库稳定发展、以高质量思想产品为基础的专业化信息传播提升智库影响力、通过智库公共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及类型多元并形成互补机制等。
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很快，其数量从2008年的全球第12位跃居第2位，实现量的巨大飞跃，但在思想创新能力、国际影响力方面与中国大国地位还不相称。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要有世界眼光，借鉴国际上智库建设的普遍经验，同时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中国智库模式。
当前，中国基本形成了官方、大学和民间智库共存的格局，具有了一定规模和层次，呈现出典型的聚集发展态势，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智库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但不可回避的是，与美欧发达国家智库相比，中国智库在思想创新、传播与消费方面还有不成熟之处。出现智库泛化、过度传播、智库媒体化的现象；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涉及智库业的法律法规几乎是空白；研究质量与思想创新能力相对滞后，还未形成官方、大学、民间三种类型的互补机制；新媒体影响力与美欧国家智库差距很大，许多中国智库网站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更谈不上熟练运用各种新媒体扩大自身影响力；中国智库的公共外交意识和能力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发展需要。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构建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明确内涵和作用；在政府主导之下建立一套制度安排；加强以思想创新为基础的信息传播与公共外交，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诞生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坚持独立、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服务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国家法制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于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战略。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新”，既有别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智库，又不同于美欧智库，要创新中国现代智库模式。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是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共同发展模式。其中，官方智库贴近决策层，有明显的体制优势，是党和国家决策智力支持的主力。大学智库具有学科和人才优势，要通过机制改革，使得大学智库成为国家崛起的智力支撑。积极推动民间智库发展，有重点地培育一批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公共利益的高端智库。为此，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首先，在政府主导之下健全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法律法规，把决策咨询纳入法定决策程序，实现专家咨询制度的法制化。规范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相关制度，形成政府与智库合作共赢的良性发展机制；完善信息支持政策，增强决策公示和信息公开力度，为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提供信息基础；加强对智库的财政支持，建立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尊重专家学者的思想价值，激发创新活力；完善税收支持政策，鼓励发展基金会，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构建多元发展、互为补充的智库思想市场，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培养与规制。给予智库更多运营和研究的独立空间，同时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建设并管理好中国智库的“旋转门”，为智库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其次，建立专业化、多层次信息传播机制，加强智库公共外交与新媒体建设，避免过度传播，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需要充分认识智库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与各国智库建立密切的合作及交流机制，这有利于应对全球性问题，并为国家外交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通道。要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运用公关技巧，结合受众需求，调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将提升新媒体影响力作为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突破口，坚持以研究为主、影响力传播为辅。
目前，我们处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探索阶段，首先要做的是打好基础，做好研究，平衡好思想创新与影响力拓展之间的关系，避免偏向过度商业化的道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