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疳文化

    我们对这一特殊民俗现象稍作考证和分析，不难发现：“燎疳”活动应该是“老秦人”遗留下来的古老风俗，其主旨和含义生动的再现了先民们对疾疴灾难的畏惧，和对火与“神”崇拜的生动诠释。

    “燎疳”应起源于秦、汉时期流行的“祈禳术”，是“神”与“火”崇拜的生动再现。

    “疳”最早见于隋《诸病源候论》。首先将疳证作为儿科专有疾病者，为宋初《太平圣惠方》。南宋出版《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首次将疳证归类为五疳。在上古人类的意识中，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禽兽草木等自然物种都有一个附在上面的神灵，“疳病”必然有上天派下来附于其上的“神灵”；人得疾病都是这个神灵对人的惩罚，在神灵面前，人的反抗是无益的，只能祈求神灵给以解脱。于是人们用纸糊成自己的形象，请“疳神”附在上面，晚上一火燎之，除去疳害，以解心头之恨！这应该是“燎疳”活动中给疳病偶像（小孩挑的疳娃娃）起名“疳娃娃”的比较合理的解释吧。“燎”，远古部落烧柴祭天称为燎。在祭祀苍天的神圣仪式上，将附有疳病的“疳娃娃”让熊熊烈焰带给天帝去惩罚和管束，反映出先民对疾病灾难的无知、畏惧与憎恶，同时体现出对大火的公正无情和超凡威力的敬仰崇拜。

    早在西汉，一代鸿儒、思想家董仲舒在研究总结了秦汉以前上千年人与自然关系（准确地说，应该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初步认识）以后，著书一部《春秋繁露》，对以求雨为主要形式祁禳术进行了大肆宣扬与规范。它不但提倡民间推广，还对朝廷上至皇帝下至大臣设计了一整套祭祀祁禳规程。这套规程就包括了借天象示儆的禳灾术、调均贫富的安民治国术，使祁天禳灾术体系成熟，并从后台走向前台，从民间走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光明正大，招摇闹市，为全社会所接受，也为后来的唐、宋、元、明、清统治者或禁止，或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在董仲舒之前，祁禳术因得不到皇家的全面支持，由于地域、时间、对象、部落不同而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有打着“君权神授”旗号，祈求江山永固的帝王封禅；有借助“神圣附身”，送病驱魔的巫神马脚；有设坛求雨的宗教道场，也有诅咒对手的巫蛊……“燎疳”只不过是社会最底层流行最广泛、群众基础最坚实的巫神马脚送病祛灾、祈求平安的祁禳术的简化形式而已。

    崇拜与祁禳这对矛盾，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同时代产生，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完善，在历史的长河中反复涤荡，漂泊流传，断断续续地走到今天。“燎”和“疳”又非常形象生动的诠释了人类与自然抗争的辩证关系，是先民注视大自然，认识大自然，从原始愚昧走向文明开化的重要一步。原始祁禳术也是古典哲学和原始的朴素辩证法的最直接的起源之一，特别是汉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畏天、畏地、畏圣人、畏父母”等诸子百家思想形成的基础。

    “疳”与“燎”是秦、汉王朝及其先民与西北各游牧部落在民族融合中相互涤荡，相互影响的文化结果。

    “燎疳”之所以成型于秦、汉时期，有它特殊的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除过无史料明确记载，无从着手、无法考证的远古时期以外，从春秋争霸开始（公元前770年）至秦始皇统一七国（公元前221年）期间550多年，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民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即时称：北胡、西戎、南蛮、东夷，不断发生战争。战争使各民族相互取长补短，交流融合，在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文化进步各方面远离蒙昧，走向开化文明，特别在思维方式上发生变化，大脑得到快速进化。但对于当时无法解释的风雨雷电、地震、生老病死、突发灾异等自然现象则更加恐惧，很容易照搬对方的做法，于是西北游牧民族部落的火文明进入汉民族的生活，汉民族设坛祈求天神保佑的祭祀文明被游牧民族所仿效，崇拜和祈禳就很自然的结合在一起了。陇山地区当时是秦的领地，又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偶脱”（匈奴语，意思是交战的两国边境之间的缓冲地带）。秦的先民又善养马，熟悉游牧民族的习俗和信养，许多习俗掺和进了西域各民族的元素。“老秦人”本身就有借助神灵力量办大事的习性。见诸于《史记·封禅》等典籍多有记载：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率张仪等文武大臣，登上陇山的朝那湫，以“吉玉宣璧”祷告诅楚，投下刻有《诅楚文》的石碑，后来伐楚果然大获全胜。现在陕西关中地区依然留传着“馍馍像锅盖”、“面条像裤带”、“吃饭蹲下来”、“唱戏吼起来”的怪异习俗。其实，当我们把蒙古、维吾尔等民族人们的习俗同关中人的习俗结合起来研究，就再合理不过了：“馍馍像锅盖”不就是游牧民族石子烧饼吗？“面条像裤带”、“吃饭蹲下来”就是草原上简陋条件下的“面条”和吃饭者的姿势。“唱戏吼起来”不就是在广阔的草原上传的远吗？以上无非是大家都知晓的一些例证而已。

    其实，仔细研究“疳”与“燎”的细节就很能说明问题。“疳”本是一种地方病，没有特殊意义。但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角度说，人之所以得疳病是因为上天派了一位“疳神”附在人身上；“疳神”不离身，人的疳病就好不了。在传统的汉文化，甚至西方文化都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个物体都有一位天（上）帝派来的神住在上面，这个神行使天帝的权利，无所不能。人们要非常虔诚的供养，稍有不周便有灾难降临，这也就是所说的自然崇拜。而不同的是，汉文化认为：神可以请到，也可以送走。如过年前腊月二十三先要送灶神，大年三十要请先人回家，正月初二晚上再送走，等等。少数民族文化里的神就没有这么麻烦，比如蒙古族的敖包，住在那里的神永远在那里，过路人随时可以参拜。

    “燎”，远古部落烧柴祭天称为燎。主要盛行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汉文化里祭天主要以设坛祷告祈求为主，不论是皇帝封禅还是民间求雨禳病，烧掉的只是香表和祭文。有趣的是，“燎疳”在白天使用了汉文化的祁禳仪式，以礼相待，焚香供奉，来的是“文”的；晚上采取的是游牧文化驱赶仪式，让熊熊烈火将疳神及其偶像化为灰烬，大有借火的威力烧死疳神而后快之意，人们动“武”了，可见人们对疾病的厌恶之深。

    “燎”、“疳”现象其实是两种文化各取所需，相互补充，渗透结合的人文结果。它使人们在欢欢闹闹的耍笑中了却一桩心愿，汉人满意，相邻居住的少数民族群众也能接受，嘻嘻哈哈传了几千年，耍了几千年，这也许是其能够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吧。

    “燎疳”民俗的流行区域有史以来就是各种地方病多发区，类似如巫婆送病、马角赐药等“祁禳术”门类繁多，五花八门。

    “燎疳”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它有着长期延续的、实实在在的社会物质基础，那就是陇山地区高寒阴湿的局域性气候特点和山民的饮水、饮食、居住习惯所造成的千奇百怪的地方病。在医疗技术落后的大山里，这一切都是包括疳病在内的多种地方病高发的直接原因。有这样的社会基础，理所当然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祁禳术，也是那个时代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

    疳病，自古代以来被中医列为儿科四大症之一。《本草纲目·诸疳·虚热有虫》提到的各类癌病名称，其中就有：肥热疳、疳气、疳瘦、久疳、大腹疳、寒疳、无辜疳疾、虫疳、脑疳等，是儿童一旦患病便终生难以痊愈的多发症。翻开这一地区的地方史志，无一例外的记载着诸如大脖子、柳拐子、麻风病等等令人发怵的例证。

    巫婆送病、马角赐药等“祁禳术”在这一地区依然存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均能清清楚楚的记得和述说“送病”、“赐药”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