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兰州鼓子

    兰州鼓子发端于何地，众说不一，一说起源于甘肃平凉泾川一带的民间小调，一说移植于老北京的八角鼓。然而，据兰州民间老艺人，兰州鼓子的搜集、整理、研究者李海舟老先生认为：兰州鼓子是在“敦煌曲子”的基础上，由唐宋时期的“杂曲子”连缀演变而来的。但无可争议的是：鼓子至宋代时传入兰州后，兼溶繁衍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颇具兰州地域特色和兰州民族风情的一种新型曲艺。在清道光，咸丰年间达到兴盛时期，基本定型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兰州鼓子的基本曲调分“边关调”、“北宫调”、“倒推浆”、“罗江怨”、“叠断桥”、“慢诉·声声慢”、“紧诉·急急风”等数十种。就内涵说，它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鼓子唱词里的俚俗直白，字数可增减，正衬字并用，口语化倾向十分突出，是配合曲调用于清唱的较通俗的曲词。就形式讲，长短句是它的主要特征，很少有字句齐整的，一般曲调的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是固定的。就是说是“由乐（曲调）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曲调）。”然而，在鼓子发展过程中和实际应用中，为加强艺术感染力，充分发挥演唱者声情并茂的声乐艺术才华，鼓子词的创作产生了一些新的句式特征。它的这些演变过程说起来太烦杂，还是简而述之吧。因为鼓子词是要依照曲调来填词，因此，都是由一定格律遵循的，一般来说，鼓子词的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不是固定的，可长可短，完全取决于所要表述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尽管是不固定的，但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和胡编乱造的。鼓子词的声韵还是非常讲究的，都要讲究平仄声的区别，哪个字该平，哪个字该仄，都不能含糊（除了少数可平仄的字），安排韵脚时也要因词而各个不同。鼓子词也讲究对仗，但对仗是自由的，两个长短不齐的句式，当然不能对仗，只字数相同又相连的句式，就有可能用对仗，一首词的上下片句式相同，可以都用对仗，而有时上片用，下片不用，有时则下片用，上片不用。一般说，鼓子的曲调并不是鼓子的题目，仅仅把它当作词谱看待，为了表述词的意，往往在曲调下面另加题目。同一曲调可以有不同名称，字数字句声韵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差别相当大，如声韵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同部平仄互押，平仄换韵，这主要是四种形式；一是活用，二是错位，三是省略，四是紧缩。总的来说，兰州鼓子句式的演变和突破，为后来兰州鼓子搬上舞台演出创造和奠定了基础条件。

    兰州鼓子的表演方式也很特别。主要是坐唱，可一人自唱自弹三弦，也可多人又唱又弹三弦，加上笛子，扬琴等乐器。一般不穿演出服，不化妆，不用任何道具，但演唱者可以手中有一把竹扇用来指点“江山”。也不拘泥于场合地点，也无身段动作，全凭演唱者声腔声调的变化表达鼓子词的内容和感情。因而，一般在茶楼酒肆，庭堂院落，或者堂会上演唱。拥有众多“好家子”，却少有从事专业演出团体和专业演员，完全是在自娱自乐消遣休闲的基本层面上发展起来并成型的。

    1958年，甘肃省秦剧团将陇东道情《六姑娘》重新编排搬上省城舞台，成为演艺一大新闻并广受注目和好评。受此启发，兰州市文化局也拟将兰州鼓子加以编排搬上舞台，那个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文艺界同仁们热血沸腾，鼓子老艺人李海舟也积极参与到《烤红》的编排与指导。李海舟，兰州市人，兰州农校毕业，做过卖油郎，开过磨房，他酷爱兰州鼓子，采集兰州鼓词1000余段，后经整理得700多首，后又厘定为400余首。建国初期，他在《甘肃农民报》编辑部工作，他创造的鼓子新词《骑着毛驴看火车》，通过亲身经历和新旧社会对比，表现兰州人看到火车的喜悦心情和内心感受，作品在《甘肃日报》发表，很快又被西北大区的《群众日报》转载，传颂一时。196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兰州鼓子》一书，其中就有李海舟整理编排的部分优秀作品。1967年以后，他系统整理了《三国演义》，《水浒》，《西厢记》等数千段兰州鼓子唱词。在这期间，他与王亚录、陈德福等创办“兰州鼓子协会”，并被选为市文联委员。

    由秦腔改编的鼓子折子剧《烤红》启用还未走出艺校校门的“新”字辈学员日夜赶排而出。鼓子剧《烤红》红娘由李新蓉扮演，崔莺莺由王新琴扮演。老夫人由程新艳扮演，张生由张新茹扮演。这批年轻学员，正值青春年少，又热情似火，因而上手很快，在内部观摩，演出和在宁卧庄宾馆招待演出中一炮打响。转过年，也就是1959年，甘肃省秦剧团移植编排的大型陇剧《枫洛池》，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大获成功，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并合影留念。兰州市演艺界倍受震动，决定将兰州鼓子搬上舞台的尝试重新启动并将排演任务下达给兰州市秦剧团，兰州市秦剧团组成了以著名秦腔红净艺术家刘金荣牵头，戏剧专家焦云平，李智参加的编导小组，并再次邀请鼓子专家李海舟为指导老师。此时，“新”字辈学员艺校毕业，分配到兰州市秦剧团。数月后，移植的《三难新郎》新鲜出炉，鼓子剧再次被搬上舞台，剧中人物秦少游由优秀青年演员王彩霞扮演，苏小姝由王新琴扮演，苏东坡由郭新海扮演，丫环由张新莉扮演。在排演初期，曾设想剧中道白何不使用兰州方言，一试，问题出来了。比如叠字连用，这在汉语里很常见，兰州方言尤其丰富，而且特具特色。如把“香瓜”叫“瓜瓜子”，单衣叫“褂褂子”，棉衣叫“袄袄子”，“红色”叫“红不丢丢儿的”，“胖子”叫“胖墩墩的”（特指小孩）或“胖不楚楚的”，（特指成年人和女性）几乎所有形容词（包括副词）都可以使用这种语言形式。但是，这些形容词和叠字都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并且在某种语意下含有某种褒贬色彩，搭配错了就有可能闹出笑话。在兰州方言里，发音也有问题，如“南”“兰”不分，将“脚”读作“jue”，“角”读作“ge”，“那”是特有的第三人称。如问：“你的褂褂子多少钱买下（读哈）的？”答：是那（指丈夫）买下（读哈）的，多少钱我不知道。“尕”作为兰州方言当“小”用。如“尕爹”。二是用在小孩身上，如“尕尕，不要哭了（“了”要读成“唠”）。还可以反其意而用之，如“尕xx，你不要狂，等我尕爹来了，看不把你收拾（指打人）。”这就含有轻蔑或仇恨的意思。“下”有时发(夏)音，有时发（哈）音等，这些都严重阻碍着兰州方言的替代作用。因为戏剧道白不同于话剧语言，必须与唱词甚至剧情合辙合韵，必须抑扬顿挫，是诗化的语言结构。如《三难新郎》最后一难，秦少游因为苏小妹给出的难题当场做一首荷塘月色新诗而苦思做不出时，此时，苏东坡上场了，开口就是：“尕尕，咋的了嘛，把臊子倒下（哈）了，把脸蛋蛋儿丢大发了。”秦少游开口也是“那（指苏小妹）出下（哈）难题唠，我下碴子想，想不出来呢嘛。”这样的语言硬生生出现剧中，还不把剧情发展搅和了，不仅不大合群，而且还如此不合时宜，演出效果被分离形成两张皮的尴尬场面，观众很可能陷入不解其意不知所措的迷茫状态。而且演员在短期内改口兰州方言，一时现学现卖也很难上口，最后不得不弃用仍用秦腔道白，一下子就很顺畅了。

    鼓子剧《三难新郎》后来在文化剧场（今张掖路兰州日报社旧址）公开演出，成为兰州城里一大新闻，上座率还挺高，一来观众很好奇，二来还为兰州鼓子搬上舞台这个新事物鼓掌欢呼。1960年，《三难新郎》参加甘肃省市青年汇演，剧组获优秀演出奖，王彩霞获省级表演奖。王新琴获市级一等奖和省级表演双奖。就在剧组兴高采烈之时，三年“困难时期”的不期而遇和社会文风的转向，兰州市秦剧团鼓子剧组被迫解散，因而，兰州鼓子搬上舞台的初愿不再继续了，停了。

    近几年，兰州鼓子大有复兴之望，频频在各种场合和各层次舞台上亮相出彩，是将兰州鼓子原汁原味保留还是搬上舞台形成一个新的戏剧剧种，就让时间和实践来选择和证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