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关键年需啃哪些硬骨头？
2015年的两会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召开。全社会达成共识：改革进入深水区，皆大欢喜的改革都已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发展到目前，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两难情况越来越多。在既得利益群体已然存在、利益藩篱日趋固化的当下，全国两会被寄予“拆解硬骨头”的厚望。那么，到底哪些“硬骨头”需要聚焦和着力？
硬骨头1行政改革：如何进一步打破“权力依赖”解决为官不为
一年多来，国务院提前完成了本届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的目标，一些地方公布行政权力最多减掉了近七成。但是，随着简政放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由“核心权力”削减带来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同时，伴随着对“权力”的依赖，一些官员的懒政惰政、为官不为行为也备受百姓诟病。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说，简政放权一年多来，简单的已经放了，接下来涉及取消审批、收费、定权、减员的，都是“伤筋动骨”的“核心利益”。必须解决“一放了之”的懒政、“红顶中介”的变相审批等问题。同时，加大减税、减费等高“含金量”权力的削减，改变官员履职考核。
硬骨头2国企改革：如何切实推进“混合所有制”提升企业竞争力
截至2014年底，我国多个省份出台国企改革方案、国资委启动“四项改革”试点、中石化迈出混改实质性步伐、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实施、国企反腐掀起高潮。但是，让国企“去行政化”，打破对垄断的依赖和低效、腐败，真正提升市场竞争力，仍任重道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目前，国企改革面临四大难点：国企依靠垄断地位和政府政策占据市场优势，利益固化阻碍改革深入；国企在公益领域用力不足，在竞争领域投入过多与民争利；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难”，有的管得过多过细，有的缺少监管；混合所有制破题“难”，“谁来混”“怎么混”等操作实施面临诸多挑战。
硬骨头3环境治理：如何让环保执法“硬起来”让地方政府切实动起来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环境问题的矛盾日渐尖锐，积极治理改善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壤等已成社会共识。但是，如何平衡环保与发展的关系，如何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调整结构，如何让环保执法“硬起来”，让地方政府切实动起来，仍需全社会的努力。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说，生态环保职能优化整合和事权合理划分，是深化环保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包景岭说，环保阻力首先来自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耗能的发展方式、不合理能源结构。实际上，高耗能的产业退出往往也意味着新的节能产业兴起。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改进地方政府考核方式，改善能源结构，强化环保教育刻不容缓。
硬骨头4金融改革：改变银行以利差为主的传统利润模式
利率市场化是当前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一环，其中的存款利率管制则是最后一个堡垒。2014年金融改革推出《存款保险条例》草案，放开贷款利率管制，但当前，银行、政府的利益调整以及金融监管如何跟上，仍矛盾重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等学者认为，金融改革难点，一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财务“软约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二是以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业务模式将受到根本性冲击；此外，如果金融监管尚未完全跟进，蕴藏风险还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说到底，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这场金融改革目标和关键所在。
迟福林表示，未来金融改革深化还要与中国经济转型趋势相结合，加快建设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要为中小金融机构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硬骨头5土地改革：如何改变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以及保护农民权益
农村土地改革涉及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其中，承包地沿着家庭联产承包路径继续完善，而对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权利赋能、统一入市，既是当前土地改革的突破点，也是难点。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说，首先，破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普遍依赖，尚需财税改革配套跟进；其次，农地入市与现有的土地相关法规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需要理顺；第三，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尚待形成，盲目农地入市有可能造成资本损害农民利益。“土地红利需要释放，但底线亦不能突破。”王卫国说，土地制度作为一个国家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改革既要积极，也要稳妥。
硬骨头6财税改革：如何真正对企业和百姓“减负”加速系统改革
2014年，财税改革驶入快车道。预算法审议通过，“营改增”改革加速落地，与税收法定原则密切关联的立法法修订案也将在今年两会表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等专家表示，财税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不少深层矛盾待解：中央“事少钱多”、地方“事多钱少”的问题还未扭转，地方迫于支付压力依赖土地财政，引发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全口径预算改革仍未完成、预算制定科学性、信息公开透明还有差距，蕴藏腐败寻租风险；税收增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GDP增速、地方非税收入逆势增长等。李佐军等专家表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改变行政部门随意收费征税的情况。同时，对于企业和百姓对减税费降负担的需求迫切，光靠简单“减负”难以达到，必须依靠税收体制系统性改革的推动，预算改革、财税改革等仍要加速求解。据新华社电
长沙市某餐厅经理小李，月均工资2500元，需拿出8%的养老保险、2%的医疗保险、1%的失业保险以及12%的住房公积金，总计575元，最终拿到手1925元”；“药店员工小刘月工资3932元，企业缴保险金29.8%为1160元，个人缴保险金11%为432.5元，企业和个人合计缴保险金1592.5元，不算住房公积金，也占到工资的40.5%”……
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所做关于普通职工工资系列调研中的两个案例，“如果加上12%的住房公积金，企业‘五险一金’缴费率有的达到52.5%，占工资一半以上，已经成为企业与职工的不可承受之重”。
不少地方缴费比例超50%
谢子龙代表调研发现，根据我国社保政策相关规定，社保五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缴费比例，企业为29.5%至30%，其中养老20%、医疗6%、失业2%、工伤1%、生育0.5%-1%，个人累计达到11%左右，“虽然各地缴纳社保费率比例略有不同，但绝大部分省市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4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甚至超过工资的50%”。
即便在国际上，这样的缴费比例也算比较高。
低收入群体不堪重负
偏高的“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会带来什么不良后果？谢子龙代表分析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职工可支配收入大量减少，占工资40%到50%的社保费率，除住房公积金在买房时可以使用外，相当比例的工资都被社保划走不能自由使用。
尤其是对仅靠工资生活的工薪阶层以及其他低收入群体来说，压力很大。根据我国现行相关规定，社保缴费以上一年平均工资的60%至300%为缴纳基数。这意味着社会平均工资增加，缴费基数也会随之上浮。谢子龙引用长沙人社局数据说，2013年社保缴费基数最低标准为2002元，2014年上调至2195元，涨幅近10%。即便月工资不到2000元，企业和职工也得按照2195元缴费基数下限缴纳社保，由此导致实发工资不升反降。
高缴费率日益引起关注
记者注意到，相关现象已得到中央高层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除呼吁“尽快降低社保费率”外，谢子龙代表还建议增加“五险一金”缴费政策灵活性。同时，谢子龙代表建议，中央和地方财政应适当安排资金，增加社保支出，补贴企业和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并积极拓展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益转拨、社保基金投资收益在内的社保基金其他收入来源。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