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公益诉讼维权难两年胜例仅一个

    霸王条款、预付卡“陷阱”……屡屡发生的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使得消费者对公益诉讼寄予厚望。但从2014年3月15日新消法实施至今，消费公益诉讼却仅有一个胜例。消费公益诉讼为何如此沉重？

    消费者屡屡遭遇“集体被坑”陷阱

    记者调查发现，质量不过关、霸王条款、预付卡“陷阱”、灰色操作是导致消费者“集体被坑”的四大主因。

    产品质量不过关导致使用风险或者性能问题的事件，往往以商家启动召回程序为终。比如，2014年，陷入“黑点门”事件的尼康，一度坚持只能修理的政策，在上海市消保委多次沟通后才给出召回方案，企业的“犹疑”也招致了1000多名消费者维权。

    而在霸王条款导致多名消费者“被坑”的事件中，消费者往往难以进行个体维权。例如，在关于手机漫游费、流量过期清零等争论中，近几年多地消费者的诉讼要么不被受理，要么败诉，在国家层面去年初“喊话”要求电信业提速降费后，巨头们的做法才有所改变。又如，在与铁路部门的纠纷中，个人诉讼也常常败下阵来。据媒体报道，旅客罗某乘高铁出站时发现丢了车票，在手机上有订票信息可确认已买了票的情况下，依然被要求补交票款，罗某上诉至法院后在2015年底被判定一审败诉。

    在预付卡“陷阱”中，消费者几乎只能“坐等挨宰”。记者梳理了全国多地近三年来的数十起预付卡违约事件发现，国内预付卡资金规模达到万亿数量级，但由于备案企业仅有少数，“跑路”后消费者能获得赔偿的凤毛麟角。2015年底，昆明多家百加百连锁洗车店在上万消费者存入5000元-2万元办“会员卡”后，未能按约定兑现返还油卡等承诺，甚至关门停业。

    “抱团”，能否取暖？

    2013年，最高法院就给出了“消费者维权从单打独斗走向了集体维权的时代”的分析。然而，这一降低了消费者维权时间和经济成本的“抱团维权”模式，走得并不容易。

    为车辆合格证奔走一年多的田先生说，自己在维权过程中遇到了多名有同样遭遇的车主，组建了维权微信群后发现由于涉及多个企业的纠纷、事件较为复杂，行政监管部门处理有难度，最终走上了打官司之路。“集体维权的社会影响力更大，分工合作后收集证据的时间成本较小，打官司平摊后经济成本较小。”田先生说，但即使如此，群里的50多名消费者，也只有不到20人选择了用法律手段维权，“剩余的人有不少持观望心态”。

    “集体维权确实有增加的趋势。”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李鸿说，消费者维权的首选一般是各级消协组织和行政主管部门，当事件通过行政手段难以化解后，才会有部分消费者在衡量了得失后选择进入耗时更长的司法程序，这也就意味着进入了司法程序的案件往往具有案值较高、案情复杂、处于监管难点地带等特点。

    公益诉讼，脚步何时不再沉重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消保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新消保法实施两年来，消费公益诉讼仅成功一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报告中直言“消费公益诉讼推进缓慢”，分析指出原因有三：一是消费公益诉讼是新生事物，消协组织对此缺乏经验，也缺少相应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支撑；二是有关的诉讼规则、配套制度尚待明确，特别是受案范围、程序规则、举证责任、费用承担、赔偿标准等问题，影响了公益诉讼的开展；三是消协组织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陶爱莲说，希望公益诉讼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同时，能够起到消费维权领域的示范效应。专家则指出，要破除集体维权难度大、公益诉讼胜例少的现状，不仅需要各级消费者维权组织增加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更需要为维权创造环境。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表示，正抓紧制定《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人们期待，随着公益诉讼制度不断完善，消费者权益能够得到更加切实的保护，进而推动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　　　□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