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破获最大海洛因走私案 毒品可摆满1个篮球场

一批普通的大理石，分装在两个大集装箱内，由南亚某港口出发，从黄埔海关入境，仪器检测不出异样，缉毒犬也没有任何反应。但把它们敲碎后，海关人员吓了一大跳，788包海洛因。

以此为线索，中国最大的海洛因走私案拉开序幕，黄埔海关又查获了多起贩毒案，在其中一起案件中，海关一名副处长假扮搬运工卧底到毒贩仓库。

被命名为“109”系列特大毒品专案中，一共查获1吨多海洛因，数量足以摆满整整一个篮球场。

这些海洛因均由境外运进中国，隐藏在大理石、亮石、木板等货物中。大毒枭在公海或境外与买家进行交易，并遥控指挥在中国的外籍马仔出货。马仔只负责取货、交货，并不收钱。毒品在中国也只是中转，最终目的地是欧美国家。

该系列毒品案由广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12名被告人均来自南亚和非洲，目前，公诉和审判基本完结。

在“国际禁毒日”前夕，南都记者采访了广州市检察院办理该案的检察官，详尽了解了该系列案的办案过程。

昨日，广州市检察院也召开发布会，介绍了近三年毒品犯罪的特点：广州出现了毒品种类增多、外国人毒品犯罪增多等特征。从2013年至2015年5月，广州检察系统共起诉了7504名涉及毒品案的被告人，平均每月约有259人因涉毒被起诉。

大理石藏毒，缉毒犬闻不出

案件缘于一个电话，2009年10月9日下午，黄埔海关缉私部门接到广州市公安局毒侦支队的电话，希望能协查一家公司的进口货物情况。黄埔海关查询发现，需要查询的甲公司在最近没有进出口纪录。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

但海关联想到，那段时间“金新月”地区(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交界处)毒品走私猖獗，也许还有深挖下去的必要。

很快，海关办案人员发现，甲公司的业务经理最近与境外联系频繁，都是商谈大理石进口。从黄埔海关进口大理石，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毗邻广州的佛山地区盛产大理石，何必舍近求远？

办案人员开始海量筛选信息，乙公司进入海关人员的视野，乙公司与甲公司是两块牌子，实系一套人马。而乙公司最近在为一批境外大理石报关。

4天后，乙公司的两大集装箱大理石面临检查。这批大理石并不十分高档，是否有必要进口？

然而，首先上阵的检测仪器没有发出警报，海关人员又牵来缉毒犬，这些有灵性的家伙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反应。

前期的情报显示，这批货是值得怀疑的。海关人员对3000块大理石用手逐一敲磕，有的声音厚实，有的则发出“空空”声。后者用手电筒透照，里面有成片阴影，砸开后，露出的是一包包封存好的黄色粉末。

煞费苦心的伪装，毒贩将50厘米乘50厘米的大理石砖以三明治状分层，利用专业设备挖空中间层，将袋装的海洛因放进去，再加盖、封胶、打磨，使其外观与普通大理石无两样。这些特殊的大理石与普通大理石混装封箱，特殊的箱子又混杂在几百个进关的箱子中。

近3000块大理石，只有约40块藏有毒品，需一一人工辨识。当所有毒品被找出后，海关人员都有些吃惊，一是从未遇到过这种走私毒品的办法，二是数量太大：有788包，共318.35公斤。随后根据扩线侦查，在另一个藏毒仓库里查出226.93公斤毒品。

发现线索的日期为2009年10月9日，所以该案被命名为“10·09”案，此案共查获毒品545.28公斤。

大毒枭公海谈价，马仔入境交易

由于“10·09”案中查获了大量海洛因，2009年10月13日在海关总署的批示下，黄埔海关展开专项行动，对来自敏感地区的货物严格检查。随后在白云区、越秀区和深圳等地发现几个仓库里有夹杂毒品的大理石。其后，被命名为“10·13”案的毒品案中，查获306.58公斤海洛因。

被告人扎某就是该案中落网的毒贩之一。2009年下半年，在南亚某国，外籍毒贩玉某找到扎某，让他去趟广州，将藏在货物里的毒品取出来交给其他人。走一趟，40万卢比，大约相当于6000多美元，若非贩毒，扎某可能要好几年才能赚到这笔钱，有8个孩子需要抚养的扎某同意了。

与他同行的是外籍毒贩米某，米某到广州取过一次毒品，比较熟悉情况，加上会一些英语，所以玉某交待，扎某在广州的一举一动都听从米某的。

同年8月27日，扎某和米某来到广州白云区西槎路的一间仓库，从几百个木箱里挑出40个藏有毒品的木箱，这些木箱里都有一块藏毒的大理石。随后两人将40个大箱子运往荔湾区一间仓库，敲开大理石取出毒品。

毒品被装进20个事先准备好的电话机盒里，做上标记，隐藏在仓库的一堆箱子和盒子中。几天后，在境外的玉某发出指令，扎某和米某到荔湾的仓库取出25包海洛因，到越秀区一家酒店交给一名外籍人员。当场没有收钱，因为交易费用直接由买方和境外的玉某商谈。

由于扎某和米某的签证即将到期，两人返回本国，扎某成功完成了一趟任务。

约两个月后，2009年10月24日，扎某再次来到广州，他的任务是查看白云和荔湾两个仓库的货物情况。这次，他被中国海关抓获了。

扎某只负责取货，并不知晓货从哪里来，如何运送到仓库，买家是何人。据了解，这是这个贩毒集团的惯用手法，每人一般只做一项任务，下一步该如何进行，都需等待境外毒枭的电话。

他们一般的流程是，委托不知情中国境内公司正常报关，夹藏毒品的货物报关进口后，接货人往往是贩毒集团的核心成员。接货后，次核心成员入境，接头熟悉情况后，核心成员出境。次核心成员负责将货物运到仓库，此时，像扎某这样的马仔入境，接头熟悉情况后，次核心成员出境。马仔则根据境外毒枭的指令，敲石取毒、转运毒品、供货给买家等。真正的金钱交易都由大毒枭在境外或公海完成。

该系列毒品案的主诉检察官王银梅感叹：“两个大毒贩在公海谈好价，分别给自己的马仔打电话，马仔交货、收获，以前觉得好像只是电影情节，办了这个案子才知道，真是这样的。”

这种以梯度替代的方式贩毒，层层剥离了贩毒集团核心成员，这种情况下，系列案中落网的被告人都算不上“重量级”，这也让办案人员觉得遗憾。

将敲开的毒品复原，卧底钓大鱼

同年11月10日，黄埔海关又发现一票存在藏毒嫌疑的货物，是为“11·10”案。

从南亚某港口发出了一票“亮石”，大费周折地迂回到香港中转，然后由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承运进入黄埔港口。亮石的材质低劣，且主要产地在中国。据黄埔海关的记录，从2006年就只有出口没有进口。一切都不像是正常生意。

果然，海关人员带着缉毒犬在亮石中发现了海洛因。希望能钓上大鱼，海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已敲开的亮石全票复原，暂不清点毒品数量，不动声色地放行。

贩毒集团委托国内一家公司将大批亮石搬到了顺德一家仓库。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没人来查看这批货物。这符合毒贩的习惯，并不急于收货，观察清楚才行动。但黄埔海关方面坦言，这一个多月的等待时间里，无论是现场民警还是指挥部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办案人员判断，即便毒贩露面，也不太可能在这间仓库交易，毒贩肯定还要转移货物。于是，海关布了两颗棋子，一是在仓库里安装摄像头，二是让一名办案人员伪装成搬运工在附近“找活”。

黄埔海关一名副处长自荐，因为“长得比较朴素”。他找了一套旧衣物、一双旧解放鞋，混在仓库附近的搬运工队伍里。事实上，其它搬运工都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只是觉得多了一个竞争者。

2009年12月20日，一名毒贩终于露面，请了几名搬运工搬货，这名副处长成功地“抢”到了一个名额。

几百袋亮石，毒贩却只挑选其中的几十袋搬走。“卧底”副处长发现，搬走的袋子上都记有编号。

随后又来了4名毒贩，几人押送着货车返回广州。一路上货车四处行驶，似无固定目的地。绕来绕去两三个小时，毒贩终于将货物送到白云区一间仓库。

缉毒人员早已根据海关“卧底”副处长的情报在此等待，在毒贩们开袋取货时实施抓捕。

“11·10”案中，共查获52 .5公斤海洛因，抓捕4名嫌疑人。

毒品本将销往欧美，可卖3亿多元

至此，“10·09”案、“10·13”案、“11·10”案，加上另一起在码头上查获127.5公斤海洛因的“12·01”案，4件案子被内部合成为“109”系列特大毒品案，共查获毒品约1032公斤，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海洛因走私案。

据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王银梅介绍，这些毒品其实并不是要在中国销售，而是以中国为中转站，销往欧美国家。“海洛因黑市价一般300元一克，一吨多海洛因如果全被他们卖出去，就是3亿多元。”

上述的一系列案件，都由广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在黄埔海关侦查阶段，市检察院派了3名检察官提前介入，以便对黄埔海关办案人员提出针对性意见，包括程序合法性、取证的角度等。

这些案子一办就是五年多，“我办案20多年，从没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案子。”主诉检察官王银梅说，头两个月里，市检察院干脆停掉了三人手头所有案件，专心办毒品案。

领事馆人员探视，审讯请翻译

由于被告人全部来自南亚和非洲，且英语不太好，给审讯带来一些交流困难。检察官吴奕星说，被告人有说乌尔都语的，有说波斯语的，还有人说的是部落土话，国内懂这些语言的人也不是特别多。黄埔海关从外地海关借调了一名人员，市检察院则从北京等高校请专业人士来翻译，此外被告人所在国还派了缉毒部队的人员来与被告人沟通。

大部分被告人都会自辩，并不知道货物里夹杂着毒品，自己只是受雇来搬货的。但在检察官的指导下，黄埔海关侦查人员将视频录像等转化成符合法律程序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示，被告人从海量的货物里挑出特定货物，很显然是知道那里面藏有毒品，这是被告人无法辩驳的。同时，有的被告人仗着自己的“语言优势”，在贩毒过程中经常互相大声交流，毫不避讳，殊不知已被侦查部门的监控录下。

实际上，所有被告人都知道自己是在贩毒，也知道在中国贩毒是违法的，可能会被处以极刑，但是为了钱，依然选择铤而走险。譬如被告人扎某称，在其国内时，雇主就告诉他大理石里藏的是海洛因，而且他住在“金新月”地区，熟悉海洛因的气味，可是为了赚钱养孩子，“还是做了”。

庭审中，有的被告人会突然声称自己遇到刑讯逼供。王银梅称，这时他们会当庭播放监控录像、询问录像等，以此来反驳被告人。

“被告人所在国的领事还会来探视。”王银梅说，领事馆人员不能与被告人谈案情，但是可以了解被告人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是否遭遇不公待遇。“如果真有刑讯逼供，领事馆的人员早提出来了。”

无论侦查还是公诉阶段，都会尊重涉案人员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有一次一名被告人称他被关押的房间不好，不能朝正确的方向做礼拜，我们提出建议，看守所马上就给他换了间房。”

一名被告人的身体状况较差，广州中院便在武警医院临时开辟了一间法庭，每隔几小时就会暂停庭审，让被告人休息，给他注射治疗药物。为此，一直在旁听的被告人所在国领事馆官员还特意向检察官和法官道谢。

在“109”专案及后续相关案件中，广州市检察院共起诉12名被告人，全部是南亚和非洲的外籍人。其中4人被判死刑，5人被判死缓，2人被判无期徒刑，1人被判有期徒刑15年。4名被判死刑的被告人里，有2人已经被执行，另2人正在最高院进行死刑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