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的博弈论

　　中国兰州网11月29日消息 英国格兰瑟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变化与政策中心最近对各国2015年12月参加巴黎气候峰会前提出的减排目标进行分析后发现，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仍然要达到570亿吨，这与升温控制在2℃相应的控制排放量之间尚存至少130亿吨的差距。对于人类来说，危险正在增加，而能够遏制危险的机会正在变小。为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迄今已经召开了20次。但是，对后“京都议定书”时期，各方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实质性的减排方案，这当然需要博弈。

　　合作共赢地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可以为打破气候谈判僵局、促进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改革、提高治理效率、加快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提供方向和指导，同时也可以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口，为推进其他领域的合作共赢，积累经验和探索道路。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它使国际社会联结成最广泛的命运共同体。气候变化事关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不容小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国际公约和国际机构的影响下，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多边关系。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的双边关系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等方面，都需要以坦诚的态度进行合作。双边对话和政策协调，健全和完善已有的国际气候治理方案、政治架构，体制和机制固然重要，在缺乏相应规范的领域探寻新的、为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方案更是迫在眉睫。

　　 A、生态挑战与中美困境

　　由于幅员辽阔、海岸线漫长，中美两国都极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中国《气候变化国家报告》提出，在年平均气温上升的幅度、海平面上升的水平等方面，中国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也受到气候变暖的严重影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013年发布的报告称，2003年至2013年是美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平均温度最高的10年。自1880年以来，美国10个最暖的年份中，有9个就发生在这10年之中。2012年，美国东部遭遇了强烈的风暴——桑迪飓风，影响了1600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带。飓风给当地带来了强降雨甚至降雪，导致停电以及125人死亡。

　　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中美处于大国地位。同时，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所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温室气体分别占全球同期的40%以上。中美两国能源结构都是以煤炭为主。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36.5亿吨，占本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的67%。煤炭虽然是污染最重的能源之一，但在美国却是最重要行业之一。美国的煤炭发电仍要占到一次性能源消费的37%，排在天然气和核能之前。

　　中美两国的经济、能耗和排放的大体量决定了中美气候治理战略的选择。对于遏制气候变化，到底是做出榜样，还是加深危机，中美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和进程。国际能源署报告称，2004年至2013年的十年中，全球二氧化碳年均以2.4%速度增长。但到2014年，在全球经济增长3%的情况下，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保持在2013年的323亿吨的水平，这是40年来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世界能源署把这一变化归结为两大原因：一是中国减少煤炭的使用，并增加水电、风能、太阳能的发电装机容量；二是美国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经开始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增加脱钩。

　　可以佐证以上判断的情况是：2010年全球水电发电量增长了5.3%，其中60%来自中国；全球的可再生能源中的生物燃料增加了13.8%，主要来自美国(17%)；全球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增长了15.5%，其中风能发电量增长了22.7%，而风能发电的增长又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占全球增量的70%。美国2012年新增电力的43%就来自风电。2007年，美国煤电占电子供应的50%，至2012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37%。中国“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下降了19.1%，减少了将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约相当于全球2012年排放温室气体的百分之五。

　　中美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最早的缔约国，也都是气候谈判重要参与方。著名的瑞典气候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教授认为：“美国一旦最终决定削减排放，全球解决气候问题的机会就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如果美国实现减排，将会更加督促其他国家减少排放；相反如果美国还未做出真正的承诺，很难期待其他国家开始减排行动。2014年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为推动全球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尤其为2015年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贡献了巨大的正能量。

　　B、减排压力与动力的博弈

　　中美都承受着减排的巨大压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合作委员会(IPCC)《2013年度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基础》报告称，要避免升温比19世纪80年代末超过2℃的目标，全世界只能再排放3000亿吨二氧化碳。为此，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的容量会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这意味着包括中美在内各国争夺温室气体排放权利的谈判和博弈会更加激烈。另一方面，为了控制升温在2℃之内，全球需要减少3/4的化石燃料。一旦减排成为各国政府决定，国内包括煤炭、排放二氧化碳的工厂和设备都将面临大幅贬值，出现大量的所谓“搁浅资产”等为代表的经济紊乱，也将会对包括中美两国的能源和经济结构升级、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巨大压力。另外，美国等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量占全球同期总排放的70%，而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量还不到30%。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前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也将对美国形成压力。

　　2013年华沙气候谈判大会决定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将通过国际新协议，不再按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划分气候变化责任，这意味着今后的气候减排任务分摊将只考虑各个国家的责任和能力。在国际事务中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是中美双方共同的意愿，也是构建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在各种国际社会的场合，中美两国都表明承担减缓气候变化责任的立场。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承诺中国将履行其在《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的义务。奥巴马直言不讳美国的气候责任，“美国仅拥有全球5%的世界人口，却排放了累计温室气体总量的17%，占据了全球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这些情况决定了美国比任何一个国家在导致这一问题的产生和领导全球寻找解决方案上面应该负担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