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璐：正确认识“廉”在干部考评中的地位

      “德、能、勤、绩、廉”，是我们选用和评价干部时着重考察的五个方面。从这几字的次序看，“廉”排在末位。在各种语境中，次序排列往往有一定讲究，孰先孰后，都有着某种依据或道理。例如，“德”排在第一位，就包含着“以德为先”的意思。那么，“廉”排在最后是为什么？

        是“廉”这个标准最不重要吗？显然不能这样理解。要弄清其中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这个排序的形成历史。

        我们党和国家选用评价干部的标准，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延安时期，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提出“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和“专”成为评价干部的主要标准，虽然其具体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实质是“德”和“才”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改革开放后，以“德”、“才（能）”为基础，考核干部又增加了“勤”和“绩”这两个方面。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其中第一条明确提出：“干部考核的标准和内容，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按照各类干部胜任现职所应具备的条件，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考核。”1993年实施的《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以及199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都沿用了这个标准。

              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与原《暂行条例》相比，它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德、能、勤、绩”之后增加了“廉”的要求：“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必须依据干部选拔任用条件和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廉，注重考察工作实绩。”2006年实施的《公务员法》，在公务员的考核方面，也明确采用了这个新的标准体系。

        通过上述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从“才德兼备”，到“德能勤绩”，再到“德能勤绩廉”，我们评价选用干部的标准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由于“廉”这条标准提出得最晚，相应地它的位次就排在了最后。就是说，“廉”排在末位是历史形成的，并不意味着它的重要程度最低。

      应该看到，“廉”这条标准的加入，使干部评价标准更为全面，也更有针对性。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德才兼备”和“德能勤绩”的标准具有普适性，适用于每个岗位、每个人的考核评价。在一个组织中，即使是最基层没有任何权力的员工，也可以按照这四条标准进行考核。而“廉”这条标准，是专门针对各种干部或管理人员制定的，因为他们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力，存在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可能，所以必须严格约束他们的行为，要求做到清正廉洁，克己奉公。

      “廉”字被排在末位，除了从历史角度分析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解读。

        第一，廉是对干部最低标准的要求，所以把它排在最后一位。“廉”排在最末位可以理解为，它是底限，是对干部的最低要求。权力就是责任，干部就是公仆，领导就是服务。人们选一名干部，是要让他运用被赋予的权力，发挥自身能力，为集体利益尽心尽力。正所谓：“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如果在廉洁方面不过关，出问题，就跌破了底限，也就失去了当干部最起码的资格。这样的干部，无论能力多强，干劲多大，对整个集体都有害而无益。因此，对于贪腐的干部必须“零容忍”，实行“一票否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廉这个标准虽然出现得最晚，但“后来居上”，在评价干部时要首先考虑。如果把干部的评价结果比作一串数字，那么廉就是很多“0”前面的“1”，这个“1”没有了，干部的一切都将是“0”。

        第二，廉是对干部极为重要的要求，所以需要突出强调。“德”是堂堂正正做人，“廉”是清清白白做官。仔细辨析会发现，廉实际上是德的一项内容，它是一种公德、“官德”，其本质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问题。做人是做官的前提，一个真正有德的干部，必定是一个廉洁的干部，而干部贪腐，则反映了道德人品的缺失或沦丧。既然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又把“廉”专门列出来，是否为画蛇添足？当然不是。正是因为廉洁太重要了，所以要把它从广义的道德标准中挑出来单列，加以重复强调。当前，许多领域腐败问题相当突出，公款乱花、公权私用等现象比较常见，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廉洁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作为干部，绝不能认为廉洁问题是小节，而应当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作者系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