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森:两次投资教训改变了我
杰瑞米·格兰森是全球顶尖资产管理公司GMO的创始人。截至2014年6月30日,GMO资产管理规模达1240亿美元。
GMO的创始人杰瑞米·格兰森(Jeremy Grantham)之所以能从一个短期投机者彻底转变成为一个尊崇价值投资的长期投资者,源于两次失败的投资经历。以下是他的自述。
初入投资界
我在 美国 读 商学院 期间,很幸运的得到了理特管理顾问公司(Arthur D. Little)石油部门的一份暑期工作,暑期兼职的收入远超想象,这份工作给我们提供了8000美元的回报。
我们的生活都很简朴,怎么来处置这笔意外之财呢?没错!投资,让它变成财富之源。
经过一番研究,深入比较投资技巧,精挑股票经纪人后,我们开始投资。我们选择的大部分个股都在上涨。受牛市的鼓舞,我们自认为来自华尔街的建议或者我们自己的想法都是出众的。
很快到了夏天毕业季,同学中三个人的暑期工作薪水很高,我是其中之一。毕业离校后,我在曼哈顿一家知名的咨询公司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此时,我的收入是6000美元,这足以支付商学院整整一年的学费,也正是欠父母抵押贷款的数额。
还清贷款似乎是不可能了,因为我必须要做短期投资了。我和妻子刚刚结婚,住在曼哈顿中城隧道(the Midtown Tunnel)的一个L形的单间公寓里,生活上几乎没有什么花费,我们计划先攒钱投资,并努力过上欧洲富人的生活。6000美元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再借一些。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个贷款漏洞,抵押共同基金持有凭证,你可以获得其面值80%的借款来“改善家庭环境”。我当时借款的名义是为了房屋装修,但也不全是。借到款之后,我就进行投资,再用新的共同基金持有凭证做抵押,我又向银行借到了面值80%的钱。
此时,咨询公司的工作让我觉得乏味,而最让人兴奋的莫过于投资行业,我对那些在投资行业的同学羡慕不已。我当机立断,以伦敦、纽约和波士顿为轴心开始了新的求职计划。
面试几经波折,后来,我在KEYSTONE基金(资产规模大概18亿美元)获得了一份工作。
在咨询公司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经常参加同学们在业内组织的聚会,分享投资经验和想法。1966年底到1968年,牛市来临,甚至柜台下交易的粉单市场(为未上市公司证券提供交易报价服务)也迎来了史上少有的牛市。许多公司新成立,不久后不存在了。许多企业甚至叫着非常宏伟的名字。我们买了一些公司的股票,并向其他人吹捧我们为什么看好这些公司。起初,我们最推崇的股票快速上涨,像火箭飙升一样,但很快便跌回原地,摔得粉身碎骨。
重仓押注一只股票
1968年夏天,决定我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在KEYSTONE基金工作不久,我和妻子在 英国 和 德国 度了三周假。当时作为菜鸟的我,能够和一些内行人士共进午餐,我感到非常荣幸。而当时的热门事件彻底把我迷住了:American Raceways公司打算引进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赛车大会,公司当时已经购买了一条专用跑道,很多人出于新奇和兴趣都报了名。
如果购买更多的专用跑道的话,可以计算出,公司能够赚钱。在当时的我看来,失败的风险并不大。噪音、速度、危险甚至死亡的风险对于美国人来说不算什么。每一个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时的冠军、传奇赛车手斯特林·莫斯(Stirling Moss)也是董事会成员。于是,我决定以每股7美元的价格买了300股。
在度假期间,我们一直没有和公司取得联系。度假回来后,股价已经涨到了21美元,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策,我想任何一个有雄心的价值型分析师都会这样做,我卖掉了所有的资产,并以21美元的价格购入900股,其中大部分都是借来的钱。
圣诞节的时候,公司的股价涨到了100美元,以当时的标准,尤其是和我的预期相比的话,我们算得上是富人阶层了。
当时在伦敦郊区一套四室的房子约为1万英镑,在波士顿约为4万美元。还完 保证金 借款,我们的税前收入约为8.5万美元。但是,之前将投资变现回英国的打算在现实面前变得不太可行:1968年4月我加入KEYSTONE基金,一年之后,我和基金经理迪恩·莱伯龙(Dean LeBaron)一起离开,并创办了一家新的投资管理公司。在决定离开KEYSTONE公司时,1968年后期的股票资产起着关键作用,尽管1969年初,我的这些资产已经有所贬值。
1969年4月,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和我妻子相中了一栋三层楼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坐落在马萨诸塞州东部的牛顿市,该房子在一条非常安静的街道旁,紧邻一个苹果园,背后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山坡。当时售价为4万美元,而现在的估价约为100万美元甚至更多。
尽管当时股市下跌,但我们当时的家庭资产仍可以让我们全款购买该房子,再买一辆新型 宝马 2002(小型,速度快,不太花哨,非常便宜),最后还会有几千美元的结余。但是,我们的3.7万美元的还价被拒绝了,我们最终退出了交易。
而此时我们的股票开始崩盘,不过幸运的是,在权衡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最终以每股60美元的价格割肉离场也算不错。事实表明,美国赛车最初的报名者都是基于新奇,其中并没有真正的铁杆粉丝。美国人骨子里似乎天生喜欢车,但不是真正的赛车,不过也很难说。
文化差异一直都会存在,甚至是连英美间也是如此。46年后F1再次寻求进入美国市场,而足球进入美国已经50年了,现在刚刚看到其即将成为主流运动项目的些许曙光。
再次败北
我当时并没被完全打败,我想尽快弥补损失。接下来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棒的投资标的。
事后看来,市场监测数据系统的确是一项突破性的技术。当时这位天才数学教授的构想是要给每位经纪人的办公桌上配备一台“监视器”,即电子屏,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由进行交易选择。但这个构想唯一的缺陷就是,太领先于时代了。十五年后,这项技术才被完全接受。
该股票经历了一段上涨行情之后,安装监视器的费用迅速上升,随后就没有什么生意了。最后几乎一点也没有了。我设法在彻底破产之前两周跳出来了,在还清银行保证金贷款后,随身只剩下5000美元。
那时,我还处于创业初期,没有任何薪水。一年下来,我们的管理账户中只有迪恩的一位朋友的10万美元。幸运的是,我的妻子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工作,收入还过得去。那段时间,看完凯尔特人队比赛后,我们会去买《波士顿环球报》,但绝不会买新衣服;每周我们会在后湾区的英式茶室大餐一次。
转变风格
起初,我的妻子对于我们在纽约的一年半的拮据生活非常不快。也许,家有存款还让她有些许的安全感。当时,最让她感到不满的就是每天工作回家后要做饭。今天没有哪位职业女性能够忍受这个,的确如此。我只能说,在上世纪60年代,大家不都是这样吗。虽然我知道,这样的辩解很苍白无力。最后当我们的存款也都损失掉,原先计划变现所有资产回欧洲的计划也泡汤的时候,我的妻子什么也没说。此后,她始终支撑着我们这个经济已陷入困境的家庭。在接下来的46年中,我的妻子积累了无数的借据。如果说,在我的投资经历中,“不那么痛苦”的事情就是一直有妻子的支持和陪伴。
投资是件严肃的事情。它对智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投资决不应该由刺激而驱动,如果仅仅因为刺激而选择投资的话,结局会很惨。
两次投资失败的经历给我带来了生活的拮据,这给我的教训远较教科书生动许多。从此,我远离了短期投机和赌博性投资,彻底转变为一个耐心的价值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