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中：金改拖得越久越痛苦
从香港到 北京 、 上海 、伦敦、旧 金山 ……，过去的30年间，林伟中在银行业摸爬滚打的足迹不可谓不广。然而其中始终不变的是，他始终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与中国相关的业务。如今林伟中以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CEO的身份继续在中国市场体验着各种变化与发展。而亲历30年中国金融开放与改革的经验与历练，也给予他更多的笃定与自信，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未来充满信心。
“在中国会给人很多新的机遇，回头看也很有满足感。因为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五年十年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在中国市场就很不一样。”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林伟中笑言，“我们每年都会做年度计划，但都不是很准确，或者是结果与预期一致但是原因不同。然而，这一切都很有趣。”
26年的坚守
《国际金融报》：据我所知，您从1988年进入汇丰集团工作至今已经26年，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让您愿意在一个集团体系内服务那么多年？毋庸讳言， 金融行业 是一个流动性比较高的行业，而现在的年轻一代已经越来越少像您这样的了。
林伟中：可能也是个人的选择吧。我旁边也会有朋友每过几年就换一换工作，现在回过头来观察我的那些朋友，我不觉得那些跳得很频繁的，他们的事业会做得比较好。我自己的总结是，如果在一个发展相当不错的机构，你在那里时间久了会对内部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有很多人脉关系，知道事情怎么去做。你对公司长处缺点也比较了解，做起事情的效率会高很多。
当市场行情比较好的时候，多10%或20%的薪水是比较可观的，很多人会因此跳槽，你不能说究竟对还是不对。但是，如果是比较重视事业长远规划的话，我建议年轻人不要跳槽跳得太频繁。
融资的诱惑
《国际金融报》：对与中国相关的业务感兴趣？那个年代的 中国银行 ( 601988 , 股吧 )业或者说中国金融业对您有什么吸引力吗？
林伟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外汇是很短缺的，银行做项目融资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外汇平衡，所以那个时候外商或外资银行参与比较多的项目都是酒店，因为酒店有较多的外汇收入。我直接参与的最早的项目就是上海静安区 希尔顿 酒店的9500万美元的融资。后来上海的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的项目，一部分是由汇丰牵头负责做商业性贷款，另一部分是 日本 的 保险 公司。
而作为汇丰北京代表处首代在北京工作的那两三年，正好经历了一个中国对外开放的转折期。1989年之后，外资对中国业务不是很热衷，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低潮，但是在1991年外资对中国业务的热情快速恢复并发展，中国的一些非金融企业开始发行H股，并且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中国企业。那个时候典型的做法是分成两家公司，一家是集团公司，一家是上市公司。比较规范或商业化的就放在上市公司，像企业办社会的就放在集团公司，比如医院或幼儿所。但是那几年真的能看到中国很大的进步。
大家都知道北京有一条著名的秀水街，而这条街曾经是北京最大的黑市。那时候秀水街比较靠近使馆区，出入的境外人士比较多，而出于对各国大使馆的尊重，警察不会贸然去那里检查，所以那里成了北京外汇交易最大的黑市。然而，突然有一天 央行 宣布，个人可自由兑换外币，一夜之间黑市消失了。你可以想象当时金融改革的浪潮之大。
《国际金融报》：就像您所描述的那样，曾经中国一夜之间就能自由兑换外币了，那么现在有没有可能在某一天，央行就突然宣布利率完全市场化了、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了？
林伟中：我觉得有很多东西还是可以做的，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么大了，中国已经不是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了。由于中国对现在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冲击，所以难度比以前更大一些。我觉得可喜的地方是中国还有很多可以改进改良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说，每一次改变都会带来冲击。
金改必须继续
《国际金融报》：现在金融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金融创新更是不断地刺激着国人。有人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您有如何看呢？
林伟中：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其实每个阶段都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像1989年的外商投资低谷，到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严重通胀，甚至银行业出现技术性破产等。中国银行业的好日子已经过了十几年了，现阶段是时候需要做一些调整了，越往后拖只会越痛苦，不如早一点去面对、去解决。
《国际金融报》：过去二三十年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巨大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绝大多数中资银行能做的外资银行基本也都能做了。未来，您认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机会在哪儿？
林伟中：中国的债券市场现在还是比较落后的，这方面是资本或者货币市场的一些机会，外资可以多参与，可以借用他们在海外的一些经验。另外是跨境业务，不管是贸易的还是资金流，都是外资银行的机会。
我还是希望在政策上可以再开放一点，让外资银行多一些参与。因为外资银行在某些方面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另外一方面，在跨界上面，尤其是中国和海外接轨上，外资银行境外有自己的网络和技术，跟中资银行是一种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