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兰州，一副对联钩沉的王朝旧事
碧血碑拓片(资料图)
滚滚车流，穿梭于今天的兰州市庆阳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路旁兰州博物馆院内一座饱经沧桑的白塔。殊不知，塔身上一副平常不过的砖雕对联，背后却是一个大明藩王波澜起伏的王朝旧梦。
作者：王家安
“省垣附近，遥遥可以望见，足证塔身之高，建筑之雄”
半个世纪前，兰州博物馆还是昔年的白衣寺。这座古寺，因供奉白衣送子菩萨而得名。数百年来，坐落兰州城东，许多人都说不清它建于何时，但寺内一座高耸的佛塔，却成为旧时兰州的地理坐标。
在清人所绘《金城揽胜图》中，巍巍佛塔赫然在列。后经测量，塔高25.8米。这个数字，已超过当时建筑的普遍高度，仿佛如今耸立于市尘的高楼，引人注目。民国《兰州楹联汇存》描述，“省垣附近，遥遥可以望见，足证塔身之高，建筑之雄。”
与两山宝刹相比，白衣寺并非巨制，数百年来能引人注目，完全得益于这座塔。塔名白衣寺塔，是东土与天竺佛塔完美结合的覆钵样式，其样式特点是方形塔基之上，实体塔身像一个倾覆的钵体凸起，其上每层，塔身依次叠加，由大到小呈锥形排列。有趣的是，有人说这座佛塔没有按佛教的建筑惯例，建成单数层级，而是双数12层，至于缘由，至今争论。也有学者指出，12层塔身下面的凸起钵体其实也应算作一层，这样，13层的佛塔并非所谓特例。
佛塔的始建年代，此前都模糊不清。直到1987年前后大修缮时，人们从位于塔顶的佛龛中，发现了一部残存的佛经，佛经末端有一行“明第六代孙淳化王发心命工梨造”的墨迹。梨造，即是立造。淳化王自称明六代孙，按照太祖朱元璋定下的传承序位，他应是第二代肃藩淳化王朱弼果(1556—1583)，以此推算，这座塔距今建造已450个年头。见证了金城兰州近四分之一的建城史。
此前，有关佛塔的较早记载，是万历年间，一场突来的火灾。随后，崇祯四年(1631年)又经重修。重修时的佛塔，塔顶加设了绿色琉璃法轮，愈加庄严华丽。在8面、12级的塔身，每级每面还各开有一个佛龛，每龛各供奉一尊佛像，共计96尊，俨然一塔托起的佛国世界。
塔身南部最下端，有一大龛，内塑佛像三尊，其中主奉者，便是寺庙及佛塔因之得名的白衣送子菩萨像。近五百年来，这尊身形多次重塑，但精神久驻的佛像，一直在静静凝视着金城的岁月更迭，祥和而静谧。尤其每当初晨，装置于塔身每级檐角的风铃，随着晨曦中的微风，与寺内禅钟合奏共鸣，清脆悦耳，铃愈动而寺愈静，别有一番禅机。白衣寺的“古刹晨钟”，也自然成了老兰州人眼中的“金城八景”之一。
不过如今，晨钟已经逝去，檐角的风铃也所剩无几，稀落的声音早已遮掩不住门外来来往往的车流声响。倒是白衣菩萨那佛龛两侧的题额，依旧钩沉着故事。在那个最大佛龛两侧，有一副砖雕对联，龛顶是一砖雕匾额。砖联不大，约1.2米。工整的楷书写到：
玉柱玲珑通帝座，金城保障永皇图。
联文不过是歌功颂德的字句，再配以“耸瞻震旦”的横额，浑然一份江山永固的“祈愿书”，就笔法意境而言，这楹联与匾额并无可厚加。在古代官修寺院，这样的手笔随处可见。
而这里的独到之处，则在于横额上“太华道人”的四字落款，以及“崇祯辛未孟夏之吉”的一行年款。
崇祯辛未，公元1631年，恰是火灾劫难之后，白衣寺塔重修的年岁。
“必待多子塔之生育蕃昌而后应也”
重修塔的人，正是这位“太华道人”，明代兰州最后一位肃王朱识鋐。
谈及兰州历史，绕不开驻扎于此的藩王——明肃王。明朝立国初期，太祖朱元璋为“慎固边防，翼卫王室”(清《续文献通考》)，实行分封制，将他的子孙分封各地为藩王。洪武十一年(1378年)，封其庶出第十四子朱楧为汉王;二十六年(1393年)，改封肃王，命朱楧驻于平凉;二十八年(1395年)，为防御元末残余势力侵扰，再命朱楧从平凉移驻甘州，统领军队，加强防御。到明惠帝朱允炆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朱楧以“兵变不常”，局面复杂难以控制，且河西冷冽而多风沙，江南士兵多不能服水土等原因，请求内迁，获建文帝批准，从此迁至兰州。朱允炆以“下天子一等”的规格派人为其在兰州修筑了肃王府，其核心区域即今甘肃省政府所在地。
肃王在甘时，“领张掖、酒泉诸郡，西扃嘉峪关，护西域诸国”(明《文通》)，拥有关陇地区军事指挥权，可挟制甘肃各卫所兵员，实际是三陇的最高统治者，遂有甘肃的“小朝廷”之说。兰州肃王，从朱楧开始，传九世十二王(追封三王)，而最后一位肃王，即是朱识鋐。
肃王一脉，在兰常大兴土木，包括奠定了兰州古城规制的城墙，分布东西南北的四园，以及诸多道观寺庙。其中，就包括白衣寺。崇祯四年，朱识鋐重修遭受火灾的佛塔及寺院，不仅是为了沿袭祖例，还有他自己的一番用意。
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所立《重修白衣寺塔院碑记》记载，此塔又名“多子塔”，并指修葺此塔的目的“必待多子塔之生育蕃昌而后应也。”“多子”二字，一方面契合佛经中多子塔的典故，而塔身周围，也雕饰着石榴、葡萄等题材，映照着“多子多福”的主旨。另一方面，“多子”二字，源于《诗经·螽斯》中“宜尔子孙，蜇蜇兮”的寓意。看来从淳化王建塔，主祀白衣送子菩萨，到塔名“多子”，再到朱识鋐重修，其建设与修葺的意图，都是为祈求子孙延续。而1987年初，当文物部门技术人员打开多子塔时，发现位于佛塔顶部富藏的珍宝，包括一批珍贵的佛像、瓷器和头饰，其中两件国宝级的发簪最为耀眼。发簪都是金丝镶嵌宝石而成。其中一件嵌有白玉送子观音像，一件为鱼篮观音像。送子观音发簪背后，有小字铭文“肃藩王妃熊氏施，崇祯伍年捌月初十日，伴读姚进兼装。”这个时间，应是朱识鋐重修佛塔即将告竣之时。此时的王妃熊氏，不惜制作如此精美的发簪进献，并嵌入送子观音图像，依然明确了肃王府修塔，是为祈求子嗣。明肃王“皇图永固”的想法如那副对联一样直白。
史书记载，肃王虽历九世十二王，但其中有追封的、有夭折早逝的、有并无子嗣而族人承袭的，肃蕃在兰州，并未实现“生育蕃昌”的境况。十二王中，除去一位被害、四位生年不详，剩余七位肃王，只有一人活过60岁，其余平均年龄才49.4岁。年龄最短的第六代肃王朱绅堵，17岁夭折，没有子嗣，只能由其叔父按制承袭。另外还有两位肃王，没来得及继位就已逝去。
明朝对各地藩王传承有着严格规定，“凡王世子必以嫡长，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子止为郡王。”(清《续文献通考》)子嗣不继，对于藩王们来说，就意味着王位不保，而回想起先祖们艰辛的传嗣历程，朱识鋐只能寄托神灵，来祈求“皇图永固”。
不料历史总是事与愿违。此后不过十二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岁末，李自成起义军的风雨就席卷兰州，当年镌刻的砖联尚新，朱识鋐却已命赴黄泉。同大明王朝一样，虽地处偏远，这个西北的“小朝廷”也是如厦倾倒，一夜覆灭。
白衣寺塔出土金莲玉雕观音钗(资料图)
“一抔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
就在朱识鋐王朝梦魇倒塌的一刻，历史的潭水偏偏又为他激起波澜。
1643年，崇祯十六年，大明王朝的劫难之年。这一年，李自成起义军已经席卷多地，是年冬进入兰州城时，起义军将领贺锦，已轻松攻克陇中大片区域。兰州危在旦夕，当时有人劝谏朱识鋐暂避河西，但这位肃王没有听从。不得而知他是轻视敌军，还是对己方怀着信心。可没几天，出乎他意料的是，当贺锦所部到达兰州时，不少兰州人打开了由肃王亲自督建的城门，将这个小朝廷，推向了断头台。
三百年后，民国甘肃著名史学家慕寿祺在所著《甘宁青史略》中，记载下这一幕：“闻之父老云，贺锦犯兰州，州人闻静宁迎降，贼未尝妄戮一人，遂开门拜降于马首。”贺锦所部，看来并非民间传言的“流寇”，对于开门迎降之人，他们没有“妄戮一人”，这便使兰州城中不少百姓坚定了“开门”的信心。历史走到这一步，只能是潮流所趋。尽管朱识鋐此时恐怕早已志气挫伤。
慕寿祺记到，“贼突入肃王府，变出仓猝，肃王识鋐走匿邸东山子石被执。”当时王府东面，是一花园，有硕大山行石头设置，曰“山子石”，即今兰州山字石所在。历代不少人都记载朱识鋐是在山字石被贺锦手下抓获。但也有人说他是被自己人出卖，还有更传奇的说法，说他从山字石下一水洞逃走，有人说在雷坛河被抓、有人说在榆中，也有人说他从此逃走……但无论如何，朱识鋐的王朝梦破灭了。
仓皇出逃的他未来得及带走家眷。尽管贺锦部下对兰州百姓没有妄戮，可王府诸人意识到自己不会有同样好的命运。他们一个劲地往后花园跑，最尽头已到了黄河南岸的北城墙，城墙上头是曾经用来供他们观赏河景的拂云楼。“眼看他盖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再没了去处，王妃颜氏看到墙角矗立的两块石碑，那是前代肃王题写的诗碑。“生死事小，失节事大”，她情愿为这个王朝殉节。史书记载，颜氏带头越步，头触石碑，血溅当场而亡。而后，王妃赵氏、顾氏，王嫔田氏、杨氏率宫人僚属二百余人，“刎毙、缢毙、自掷毙，顷刻立尽。”记录下这句诸人死法的，是清末名臣左宗棠。
在总督陕甘期间，左宗棠驻兰州，总督府正是改建后的肃王府，在那里，他经常听到这王朝倒塌的一幕。据左宗棠所记，“贼退，邦人棺殓诸妃嫔，瘗诸宫人作大冢园北。”即有人将这些尸首收殓，在王府花园合葬成两三个大冢。大冢一侧，安放着当年王妃们触首的石碑。近五百年来，鲜有人谈及朱识鋐和他的王公旧梦，反而，那块因殉情而染血的诗碑，却以“碧血碑”这个悲凉的名词传承下来。相传诗碑上留下了碗口大的血痕，每逢阴雨之时，碑面就会渗出暗暗的血痕，透着苍凉。“碧血”一词，出自《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
同治年间，正值左宗棠平复叛乱、收复失地的关键期，此时他或许正需要一个这样的故事。据他回忆，“一日，上北城过肃王碑，见烈妃所自碎首处，血痕喷洒团渍缕注，军士告余，天阴雨湿，其痕视常日加明。”向来自负的左文襄认为这是“精诚所至，金石亦开，曷足异也。”于是有感于多少年来，无人问津这桩旧事，而让殉节的“大义”无法彰显，他作出决定，修葺烈妃庙，为这些亡魂建庙立碑。他将自己的这些经历，写进了传世的《烈妃庙记》，并在修葺过的墓冢旁立石，亲题“贞烈遗阡”四个大字，在烈妃庙两侧，还写下一副对联：
一抔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
尽管清《兰州府志》等方志均有记载，碧血碑“碑阴血迹，各一大如盌(碗)，历久不灭。”但稍有些常识的人会明白，这种“异象”多不可信。而左宗棠又为何要大张旗鼓地标榜?
左宗棠的下属景廉，曾有《碧血碑》一诗，起首两句便是“殉夫兼殉国，生气凛然存。”面对内忧外患的晚清局面，左宗棠是抬着棺材来到西北殊死一拼的，他们需要团结一致的战斗力。在左氏及其幕僚眼中，“殉夫兼殉国”的烈妃，是兰州本土可挖掘的忠贞节烈的好素材。他相信碧血碑、建造烈妃庙，根本目的还是为弘扬士气。在左氏同时期另一篇碑记《兰州节署园池记》中，他更直白地写到，“世俗枕安荣而昧节义……古今捐躯就义者，岂不知生之可乐”，所以他要建庙立祠，“以妥幽灵矣。”
世如棋局，时如流水，时间一晃又到1987年，数次风雨侵蚀后，白衣寺塔不得不重新修葺。在打开顶部塔刹时，人们又见到了当年肃王和妃嫔们祈愿时供奉的藩府珍宝与那个王朝旧梦。但谁也说不清那副对联是不是这个边塞王朝的“墓志铭”。
相对于周围已经鳞次栉比的高楼，昔年尚且能称“建筑之雄”的白塔，如今已很不起眼。偶尔有注意到它的过客，也只是像曾经客居兰州的谭嗣同一样，在诗中流传着几丝感叹：“作赋豪情脱帻投，不关王粲感登楼。烟消大漠群山出，河入长天落日浮。白塔无俦飞鸟回，苍梧有泪断碑愁。惊心梁苑风流尽，欲把兴亡数到头。”
(本栏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