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证明”的根本所在是权力任性

    有报道说，广州检察官杨斌今年转行做律师，虽然从事了23年检察工作，并获得过全国十佳公诉人称号，但却为一张“自14岁以来无犯罪记录”的证明犯了难。为自证“清白”，她需要跨省跑5个派出所，现因还缺一张14岁至22岁段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至今未获得广州市律协准予实习的登记。目前，她已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广州市律师协会。

    这场官司打得好！相信绝大多数深受“证明”之苦的百姓会举双手赞同。有明白的人就说，杨斌若是在检察官入职前有过犯罪记录，就不可能有资格进入检察官队伍；如果其在担任检察官的过程中犯罪，哪怕是过失犯罪，也会随即丧失检察官资格。因此，任职条件高的检察官改做任职条件低的律师，还要其提供“无犯罪记录”的证明，逻辑上就很荒唐。但是逻辑上很荒唐的事，现实中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近年来，有关“奇葩证明”的消息屡屡见于报端，甚至惊动了一国总理，被李克强批为天大的笑话。尽管如此，还是没完没了。就拿杨斌这事来说，人身自由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无罪推定”更是最基本的刑事原则。“自证无罪”的无奈背后，是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不争事实，甚至会导致人人自危。

    动不动被要求提供证明，可能从程序的角度，它属于一种规范，流程不可或缺，或直白一点说也是按章办事，但是有时也需要深究一下：这些制度设计本身是否合理？是否有改进的办法。就拿“无罪证明”来说，在国外，公民出境、移民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如果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都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统一办理、核查，申请人只需要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即可。

    证明的泛滥，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一方面造成了审批程序的过度复杂，降低了公务人员办事效率，造成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责任不明。另一方面，老百姓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削弱了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公信力。小马飞刀弱弱地问一句：在信息时代，政府各部门之间“一网通”就那么难以实现吗？

    民之所望，施政所在。这些问题折射出当下公共信息服务的“短板”，倒逼政府，希望职能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只有公开各部门权力审批清单，各部门摒弃权力利益地盘思维，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和新手段破解信息孤岛，方能让“一证行天下”，让权力之嘴不敢任性、随意。

    现在，认我们坐等这场官司的结果。小马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