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虐，以仇恨的名义

    1976年底，我们在教室里的“非法游行”，终于被老师叫停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老师叫到办公室，一进去立马就哭了，老师拿出手帕给我擦泪，和颜悦色地问:“游行是你带头的吗?”我边哭边回答:“不是，我只写了纸条。”老师说:“很好，你的回答跟我掌握的情况是一致的。知道老师为什么不让你们游行吗?”我摇头。老师又说:“你们的革命热情，还有对四人帮的仇恨，老师能理解，但你们不懂，游行不是你想游就能游的，只有在上面布置下才行，否则，别说老师，校长也没权利批准你们游行。你们还小，老师及时发现，如果大人这么干，那是要抓起来的，明白吗?”我拼命点头，泪水拼命地流。

    整个过程，老师没说过一句，我们对“地主仔”余宗孝所造成的伤害。

    游行是不能再搞了，但余宗孝的厄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早在上学前，我们就从各种渠道受到教育，地主一个比一个坏。上了学，一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有:“贫农张大爷，手上有块疤”，那疤怎么来的?年底找地主讨薪被地主的狗腿子砍伤的;雷锋小时候，手上也有道疤，谁弄的?地主用砍柴刀砍的;少年英雄刘文学，为了保护生产队的辣椒，被偷摘辣椒的地主活活掐死……对地主的仇恨，日积月累，而身边就有现成的“地主仔”，不搞他搞谁?

    刚开始只是一些小动作:他走路，绊他一腿让他来个狗啃泥;他瞌睡，给他头上狠狠敲一栗子;冬天，他头上长癞，一群人把他帽子抢了，空中你飞给我我飞给你，让他急得团团转……所有这些，就算老师看到了，最多一句“不要玩了”，对我们没有丝毫的谴责。

    不制止便等于默许，而虐待会产生快感，所以，对“地主仔”的戏弄升级为侮辱，甚至殴打，便是大势所趋的事。侮辱包括命令他做各种肢体动作、学狗叫等，一般在课间十分钟进行;殴打则多在放学后，操场上或校门外，有时就在老师眼皮底下进行。

    自始至终，余宗孝都是抱头哑忍，不反抗，不吭声，打得再狠，也不哭。别的同学在学校受到欺负，家长都会来学校找老师要说法，但我印象中，他的父母也从没来过学校。

    必须承认，刚上学那两年，对“地主仔”的群虐，我是有参与的，虽然不是最狠的那个。这里面，不排除真有对地主的仇恨，但更多的是，虐他之后，不但有生杀予夺的快感，又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人性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此:当作恶成本为零，恻隐之心便被施虐的快感覆盖，恶行，便会肆意漫延。

    但是，当时谁也没想到，“地主仔”如果反抗，我们四五个人绝对不是他对手。如果不是同学会，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