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建构民族精神的传统与使命(学习贯彻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1.11.2014  12:36

  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不仅对个人品格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建构,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

  在博富的传统文化中,有些是在物质贫弱基础上履行建构使命的,无意中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将精神富有与物质富有对立起来。在现代社会,这种思路应予扬弃,否则,阿Q式的悲剧,就不只是个体性的

  既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文学在新世纪履行建构使命时,应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内涵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当今之世,物质财富的拥有量与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是一个国家实力和地位的两大标志。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其建构过程贯穿社稷变迁与人事代谢,其建构载体则包括关涉人心品性的所有精神形态及其表达。

  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文学,贯穿始终的,就是肩负建构民族精神之使命。传统文学以养护人心、培育人格见长,尤其高扬个人操守与民族气节。文学发展到今天,其建构使命正面临变局,以往薄弱的物质基础已得到实质性改观。因此,既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文学在新世纪履行建构使命时,应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内涵。

  传统文学对个人品格的建构

  在威逼利诱前不变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华传统文化里,社会的治理与发展,离不开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文学对民族精神的建构,也正由此入手。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既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更有“智者歌其思”寓于其间。所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运用“比德”方式,塑造当时社会朴实的理想人格。《诗经》涉及玉的篇目多达30余首,以玉之高洁,比附人品之典范。出自《卫风·淇奥》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意是讲有修养、有文采的君子,就像切磋、琢磨后的玉器那般晶莹典雅。与赞美有关的汉字,无论指涉人还是事,许多带有玉字偏旁,其用意就是肯定、赞美对象具有玉石般高洁的品质。

  人品之如玉,不惟高贵,更体现为不容玷污,拒绝同流合污。“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在周敦颐的《爱莲说》中,“比德说”得到进一步升华:真正高尚之人格,恰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种人格,经得起各种挫折和磨难,在任何威逼利诱前都不变节,能够永葆本色。翻看上下几千年的文学史,赞美岁寒三友松、竹、梅,或称颂四君子梅、兰、竹、菊的篇什,随处可见。这种“比德”“比兴”实践及其对民族精神的建构,既是从上古到当代的中国文学史的艺术要素,更是融入文学活动全过程的经纬线。

  与此相应,作为文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在理论的源头处确立了文学的基本观念,赋予文学建构使命,其核心要素就是励志,尤其是言志者的自励:文学对人品的建构,首先体现为作者自身节操的砥砺。传统文论中,无论是对创作经验的总结,还是对文学接受的指导,作者的人品始终处于重要位置,并由此生发出中国文学的另一个基本观念——穷而后工,目的就在于强调文学砥砺人格的重要性,隐喻“砥砺不足者无望其成”之意。这一文学观念是在千百年积淀中形成的选择性“集体认同”。

  中华文明史上的典范人物,其人品无不与文学的建构要旨相契相合。像“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的颜回,他们千百年来之所以始终为后人景仰,首先就在于人格的高尚与坚定: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怎样的威胁和诱惑,他们心中的信念决不动摇,自身的节操稳如磐石。

  传统文学对民族意志的锻造

  在强敌入侵时不屈服

  民族意志是众多个体精神品格的凝聚。文学使命的履行,围绕这两个纬度进行。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不仅对个人品格的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建构,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历史上,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时,总能升华坚韧的民族意志,决不屈服,奋起反抗,保家卫国。值此期间,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不计其数,相伴而生的诗篇,惊天地动鬼神。岳飞的《满江红》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就是面对强敌入侵,毫不畏惧,秉持必胜信念,敢战善战,精忠报国。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那种时候,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像岳家军那样上阵杀敌,报效国家。文天祥的《正气歌》千古传唱,它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则属于另一类型:尽管身陷囹圄,面对强敌的威逼利诱,决不屈服,视死如归。

  在这方面,民间文学的建构之功相当突出:坊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演义,首推杨家将、岳家军。它们并非历史的真实写照,而是在铸造不畏强敌的民族精神,通过感召广大民众,化育普通百姓,为熔铸钢铁般的民族意志,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融合过程中,围绕着更替与离合,少不了纷争和流血,涌现出无数义无反顾的殉道者。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视野与思维,已足以在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其当代意义予以重新阐释。金庸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他以武侠小说形塑民族精神,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判断标准,由对殉道者的一般肯定,转为天下苍生是否真正脱离苦难、是否得到休养生息、是否能够安居乐业。

  当代作品中,铸就民族意志的优秀之作尤为醒目。抗日题材电视连续剧《亮剑》继承传统文学所塑造的个人品格与民族意志,面对强敌,一定要迎上前去亮剑!哪怕倒在对手剑下,虽败犹荣。正是凭借这种亮剑精神,八年抗日战争,虽然我们面对的日本侵略者拥有绝对优势的武器装备,但结局却是鸦片战争以来,在抵御外敌入侵过程中,中国人民第一次获得完全胜利。亮剑精神,是中华民族反抗强敌入侵时,个人品格与民族意志高度凝聚的生动写照,是新世纪文艺弘扬民族精神的经典创造。

  传统文学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在全球交往中不被动

  过往不少文学作品是在物质贫弱的基础上履行建构使命的,它所着力建构的主体,多为贫穷的一方、弱小的一方。我们正在告别贫穷、告别弱小,也就意味着,当今文学履行建构使命的基础,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除了继承传统,还需积极探索文学使命的新导向。如果说,传统文学所建构的民族精神,有一个重点,就是激励穷人和弱者如何生存和发展,今后的建构重点,则需包含引导公民身份意识的转换,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无论贫富强弱,均坦然相见,不被动。这一新的建构目标看似简单,个中内蕴实则兼具基本层次与最高境界:古往今来,国际交往中不被动或少被动的一方,多属于富强者。

  告别贫穷和弱小,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而是在与当今地球村其他居民、其他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的。其间如何避免被动,我们的文学乃至整个文化,并没有现成的建构经验可供继承和借鉴。决不放纵物欲,决不惧怕强敌,是传统文学所着力建构的民族精神内核,当然要继续弘扬;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时势,认清已经发生的身份变化,只以贫弱者思路行富强者之事,在全球交往实践中,公民的日常举动,难免出现违背初衷乃至意想不到的变形,从而造成本可避免的被动。

  回望文学史,建构重心的转向,在五四时期就颇具规模。今日看来,鲁迅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示贫弱者的可悲、可怜与可怕,更在于指出,必须铲除“精神胜利法”那样的心魔。由于某些传统文化是在物质贫弱基础上履行建构使命的,因而无意之中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将精神富有与物质富有对立起来。在现代社会,这种思路该扬弃了,否则,阿Q式的悲剧,就不只是个体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了。

  如何做富者与强者?自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以来,西方文学历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比我们更早体验人性深度、潜意识的无限性及其各种变形,更早经历社会生活节奏变化对人性的巨大挤压及其反弹……这种“心灵演化”的效用,体现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就是有经验的一方会比新手更少被动性。由此反观好莱坞电影,其核心元素当然离不开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但有一点却常常为世人所忽略——它实际上是在训导公民如何长久地做富裕者和强大者。比如,一定要非常警惕以高科技为基点演化出来的恐怖分子、无法预知的大自然灾害、实力远在人类之上的外星人……对于不可预知的未来而言,这些“心灵演化”对公民精神的建构,其实也含有避免被动的意味。

  “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是习近平同志对全国文艺界提出的要求。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已绵延数千年。过去我们能够做到贫而不弱,现在更能避免富而不强。文学大展身手,正当其时。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