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甘肃】五个申遗点:丝路文化典型性见证 “戏份”最重者

02.08.2014  19:11

    从张骞出使西域到明代封关,50多个国家先后与中国进行了经贸和文化的频繁交流。这期间,丝绸之路是往来交流的唯一陆路通道。而这次,5个成功当选的甘肃段申遗点,无疑是丝绸之路上众多节点中“戏份”最重者。

    佛教石窟:最典型的文化交流载体

    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申请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表明,丝绸之路甘肃段5个申遗点,在历经6年的精心筹备后步入世界遗产点的行列。

    炳灵寺石窟,作为其中之一,早在北魏,就被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记录在他的《水经注》“河水”条中。文曰:“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其下层岩峭壁,举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其怀道宗玄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栖讬焉。

    在申遗专家组成员之一的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考古与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魏文斌看来,之所以能留下这段研究炳灵寺石窟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与古人喜欢云游天下、增长见闻、开阔视野的世风密不可分。

    此外,麦积山石窟也顺利入围。其秀丽的自然环境与层层栈道及密如蜂房的洞窟完美结合,麦积山石窟倍受文人追捧。“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杜甫流寓秦州时所作的这首《山寺》,生动地描写了麦积山在地震后和吐蕃入侵时寺院的冷落和荒废,与现存麦积山石窟唐代洞窟稀少的情况相符合。

    “炳灵寺169窟里保存有中国石窟寺最早的纪年题记,即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其不但为炳灵寺石窟西秦的造像与壁画提供了准确的断代依据,而且为同时期其它石窟寺的断代提供了标尺。同时,西秦时期的造像与壁画题材、内容、风格等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资料。

    而对于麦积山石窟,魏文斌更加了解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与麦积山石窟朝夕相伴的十年间,魏文斌围绕麦积山石窟做了大量研究。

    向西,麦积山石窟与河西走廊相连,直通西域,南与巴蜀相通,成为多种文化交流的枢纽。其早期的造像受到域外佛教艺术的影响很深,之后又受到南朝及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进而向西影响到河西走廊地区的敦煌石窟。

    魏文斌教授认为,“佛教石窟寺最能代表和反映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甘肃从十六国开始即在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地段开凿佛教石窟寺,均是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珍贵遗存。其中,炳灵寺和麦积山石窟凭借其完整性、真实性、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率先成功入选。

    古城遗址:丝绸之路上的鲜明地标

    20世纪初叶,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汉长城考古调查,挖掘出来700余枚汉简以及粟特文、佉卢文及婆罗米文文书。这些珍贵的原始物证,第一次确定了玉门关的所在,随之掀起考证大漠雄关的热潮。

    据汉简资料和遗址考证,两汉前后四百年时间内,甘肃境内应该有四个关口,东西主线上有敦煌境内的阳关和玉门关,南北支线上从张掖市到内蒙古的额济纳旗东应该也有两个。后两处关口因不在主线上,人们便将更多的期待放在了对阳关遗址的发掘上。但结果是,沙化及现有农田屋舍的覆盖,使得找寻阳关遗址的工作困难重重,只好将山头残存的烽火台及附近的古董滩作为阳关遗址的代表。

    “去年,我又重走了敦煌汉塞遗址,从位于其西北角的玉门关出发至西南角的阳关结束。我不禁再次佩服汉代人的智慧。从丝绸之路出去后,此二关分别一南一北牢牢控制着南北两个出口,除此之外,再无路可走。”何双全作为申遗小组负责古城遗址的专家,对此感慨颇多。

    据史料记载,匈奴被驱逐出境后,全国进入防御阶段。为方便边境出入关管理,即在长城沿线设立关卡,并调遣军队把守。在此背景下,玉门关作为众多关口其中之一拔地而起。之后,玉门关虽屡经朝代更替,但终以其“边塞咽喉”的地位,受到历朝历代君王的重视。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盛唐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中,一个“玉门关”隔断了多少守关士兵的浓浓乡愁。“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中一杯浸透了真挚情谊的美酒,同样又承载了诗人王维多少祝福又不舍的离情别意。

    透过两位诗人生动的描述,“唐代国势强盛,内地与西域往来频繁”的景象呼之欲出。

    “敦煌境内的长城基本都选在靠山、靠河、近水,容易把守、容易走通、容易生活、容易补给的地方,在距长城内侧2-5公里范围内向东西方向延伸的丝绸之路成为行人最理想的大通道。正是基于玉门关与丝绸之路紧密的关联性,在申遗的时候,我们就选了它。”何双全如是说。

    与阳关遗址的“不可寻”截然不同的是,锁阳城遗址大规模地留存于世,走进去细看的话,得花费三四个小时的光景。从文献记载、考古调查来断定,锁阳城其实是唐代瓜州城的遗址。这样,它便以级别较高、规模很大、历史清晰、观赏性强的特点,在众多遗址中脱颖而出。

    此外,经典名著《西游记》中许多故事原型都可以在丝绸之路找到,包括“锁阳城解困”。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佐证了河西文化向中原地区的传播。

    悬泉置遗址:封存地下的神秘驿站

    沿着丝绸之路,从瓜州县走到敦煌市,现在驱车仅需2小时左右,但在当时骑马也得两天。南面的火焰山和北面的戈壁滩,让行经此处的人与马匹很难获得补给。但自从“吊吊泉”,现在地图上标识的“甜水井”被发现后,瓜州县和敦煌市中间便有了设立驿置的可能。

    从1987年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首次发现,到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阶段全面挖掘,这座占地2万多平方米的悬泉置遗址浮出地面,并以其遗迹结构的完整性,出土遗物的丰富性,遗存保存的完好性,文化内涵的广泛性,在我国考古界名声大震。其中,载有文字的25000枚汉简,价值最为突出。

    据现有资料判定,悬泉置遗址应始于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历经西汉、东汉,直至魏晋时期,前后延续近400年之久。其间,这座边长50米的方形城堡将接待、中转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据出土的汉简记载,此间最大的一次接待是宣帝时期,于阗国国王带领随从1006人到长安进贡访问,行至悬泉置时全体在此食宿一晚。接待中牛、羊、鸡肉用掉多少,酒喝掉多少都要如实计入账单。像这样记录各类日常开支、事件的汉简举不胜举,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在1000多年后,能比较容易地找到这些当年极为琐碎的原始档案资料。

    悬泉置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中转信件。2000年左右,何双全为此专门著有《两汉时期西北邮政蠡测》一文,“我国现有的邮政体系,其实最早便可追溯至此,非常严格。丢了包裹和信件,经办人一定要问责。”从悬泉置到长安,马不停蹄的加急快件要一个月,而一般的平信或包裹需要两三个月。考虑到车马的派遣和管理在此过程中的重要,驿置的最高长官——置啬夫决定亲自来抓。

    此外,悬泉置是政府外派办事机构,周围没有人手可用,于是,其大量的重体力活都得仰仗效谷县的犯人。同时,还有当地驻军派人过去保卫安全。如此复杂的人事关系,汉简遗物上均记录在册。

    在此出土的《驿置道里簿》中,有5条关于全国驿置的记录。从长安到敦煌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置共有80多个,每个驿置的位置、驿置之间的距离均有说明,这就与之前居延汉简里关于长安到张掖之间的驿置记录重合在了一起,继而把整个丝绸之路从长安到敦煌为止各驿置之间的位置卡得很死。

    再加上悬泉置驿站规模大,级别高,现在找到的被证实的就只有这一个。它的地位太重要、太独特,它的作用就是证明丝绸之路是真正存在的。因此,悬泉置的入选势在必得。

    问题及启发

    申遗,重在证据,也同样需要细节支撑。

    “在麦积山石窟申遗迎检那天,国际考察专家在现场查看洞窟时,将一颗小铁钉捡起来交给我,这个举动深深触动了我。”魏文斌说,“这让我更加坚定,文化遗产保护要重在细节,重在理念,重在长期的持之以恒性。

    在申遗中,负责保护工作的敦煌研究院,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遗产点文物保护的技术力量普遍非常弱。在保护管理机构不能独立作方案,能出方案的团队又凤毛麟角时,敦煌研究院就受到多家单位委托,工作量大到现在不敢想。”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旭东通过这次申遗,深切体会到培养大量的专业人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相对于人才的培养,遗产点本体的保护工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多样性特点。

    王旭东说:“这两个石窟,与莫高窟存在的保护问题基本一致,很多方面我们完全可以把莫高窟作为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经验移植过去。但它们的自然条件与敦煌还有差异,就必须要加上有针对性的保护和研究。

    对此,何双全副所长也给出自己的建议。

    何双全说,“麦积山石窟边上曾一度乱搭乱建,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原来的木栈道自然崖体上现在都用水泥包裹,不透气,并且游客很多,如果保护上不做大量的工作,今后追悔莫及。”与石窟遗址完全不同的是,完全裸露在地面的古遗址保护更复杂。

    “锁阳城遗址和玉门关遗址都是土遗址。在开放环境中,风蚀雨浸导致墙体的垮塌成为主要问题。玉门关的保护很早前已完成,现在需要不断完善。锁阳城的抢救性保护方案已经获批,今年可实施。”何双全说,20年前就已经着手土遗址保护研究的敦煌研究院,在两处土遗址保护中,再一次发挥了中坚力量。

    与四个地面遗产点不同的是被回填于地下的悬泉置遗址,它的保护又是另一套措施。

    “对于悬泉置遗址,当初还没有加固展示的技术,所以发掘完后就回填了。从本体的保护来讲,只要做好防洪,目前再无其他工作可做。但这并不代表悬泉置的保护工作就可以停滞或者减速。开展价值挖掘,创新展示方式等工作已迫在眉睫。”目前,悬泉置遗址除了在何双全的脑海中是立体且具体的之外,能进入公众视线的就仅仅是其原址上的示意性展示。何双全建议,在悬泉置遗址附近尽快建立遗址博物馆,在其他地方复原一个悬泉置的建筑形式。“现在公路已经修到那边去了,但去了以后看什么?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何双全说。

    5个申遗点,见证了中西文化在丝绸之路甘肃段的传播,但能起到这一作用的,又绝非仅有这几处。“因保护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太突出而落选的,实在很可惜,希望在下一步扩展的时候,甘肃能做好准备,让更多的遗址入选。”这是王旭东等文物保护专家最大的心愿。(记者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