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画派的前世今生
敦煌画派的前世今生——
大千面壁
张大千、常书鸿等1943年在榆林窟
张大千泼彩画《圣盖丹罗斜照》
特约撰稿人 秦川 安秋
一
1900年6月21日，莫高窟住持王道士意外发现藏经洞，5万多卷古代写经、文书和绢画重见天日，震惊了全世界。
当时，现代主义美术思潮正在欧洲大陆风起云涌，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主义画家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非洲和东方。而古老的中国，又渴望从西洋画中汲取变革的力量。不幸的是，东方美术的命运，却被一个懵懂无知的道士所掌握。
后来，3万多件藏经洞遗书、绢画被西方探险家从王道士手上轻易掠走，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流散海外的佛画只撩开了敦煌艺术神秘面纱的一角，一座拥有无数宝藏的艺术宝窟依然不为人所知，宕泉河畔的千壁丹青在等待，等待一位大师的造访。
1941年春天，他终于来了。
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国画大师，是举世公认的传统绘画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声称要“血战古人，超越古人”。他临摹元、明、清各代名家作品无数，都可以假乱真。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就曾赞叹：“五百年来一大千。”
那么，已在中国画坛享有盛名的张大千为什么要抛弃都市投身大荒，到敦煌的沙漠中面壁呢?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张大千的师傅、著名书画家曾熙、李瑞清都给他讲过敦煌的唐代佛画。后来，收藏家叶恭绰先生也劝他去敦煌走—趟。
叶恭绰说，中国人物画从吴道子以后就基本没落了，“有清300年更无一人”。要振兴人物画就必须追求隋、唐甚至更早的绘画原作，而这只有到敦煌才能找到。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走进莫高窟，张大千惊为天人。他没想到，敦煌壁画比想象的要丰富千万倍!精彩千万倍!连续十个朝代的绘画真迹，满壁飞动的线条和色彩，中国艺术全盛时期的无数杰作，把这位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中国第一画家看得眼花缭乱，连称“历代杰作，国画至宝”。
莫高窟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营造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壁画、彩塑保存完好的洞窟有492个，共计彩塑2400尊，壁画45000平方米。如果把所有壁画连接成1米高的画廊，可以延绵近50公里，堪称地球上最大的美术博物馆。
张大千认为，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二
从魏晋时期开始，中国画一直追求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和画圣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都是笔法严谨、神形兼备的旷世之作。而宋代以后，中国画走向了文人画的时代，只求神似，不求形似，逸笔草草。到了清末，就只留下三寸金莲、残山剩水了。
徐悲鸿大声疾呼：“中国画学的颓败已经到了极限，现如今的绘画水平比千年前退了一千步。”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画变法的呼声不绝于耳。很多留洋画家主张用近代西方美术的“科学法则”来改革传统中国画。
而张大千却做出了与同时代画家截然不同的选择——到敦煌去。
在敦煌，张大千不仅找到了中国画瑰丽的色彩和极具表现力的线条，找到了早已失传的古代人物画技艺，也找到了中国绘画史的另一半辉煌。
——菩萨身着半透明的裙裾，仿佛刚从水中走出来。这不是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技法吗?
——伎乐天从天而降，长长的飘带和罗裙随风飞扬，这不是画圣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吗?
张大千惊喜地发现，数百年不见真容的中国画线描“十八描”技法在莫高窟比比皆是。有些人物的衣纹线条长达2米，敦煌画工却能精准地一气呵成，而且线条浑厚有力，变化丰富。作为中国顶尖级画家，张大千自叹不如。他认为，创造敦煌壁画的那些无名画匠的作品，并不比他们同时代的大画家阎立本、吴道子逊色。
张大千看遍了敦煌数百座石窟，没有找到两身相同的塑像，也没有两幅完全相同的壁画。古代的画师、雕塑师出乎寻常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莫高窟艺术造型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在中国美术界重新理解传统、寻求中国画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敦煌的重新发现是一个重要契机。而敦煌壁画所代表的汉唐美术精神，对矫正明清画禅传统下中国画的弱化造型，改变西洋美术主导中国绘画走向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张大千面壁敦煌的时代背景，也是敦煌对中国当代绘画的特殊价值所在。
三
张大千在敦煌面壁近三年，临摹壁画276幅，耗费黄金5000两，把给他贷款的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
1943年10月，张大千回到四川，先后在成都、重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一时轰动朝野，在中国美术界引发了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敦煌热”。
国学大师陈寅恪高度评价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三年面壁，张大千实现了自身的超越。他不但把敦煌艺术带到了全国，推向了世界，他的画风也为之一变。他上溯古代宏大精神，力挽画坛苟且之风。他将敦煌壁画的线描、色彩与文人画的写意传统结合起来，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人物画创作达到了顶峰。晚年的张大千再次变法，创造出让世界震撼的泼彩画。
曾跟随张大千到敦煌临摹的谢稚柳评论道：“大千的人物画本来就画得很好，但到敦煌后，目睹了从来简籍所不备的丹青千壁，尤其是唐代的作品，那种辉煌而灿烂、豪迈而雍容的气度，是最高的艺术境界。所以，当他临摹了大量壁画之后，他自己的人物画风，也完全舍去了原有的格调，变得更加光彩照人。他后期的人物画格，正是从此而来的。”
从现代美术史来看，如果没有敦煌的这段苦旅，就很难玉成作为一代巨匠的张大千。
四
张大千一生只写过一篇学术文章——《论敦煌壁画》。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绘画学术体系——敦煌画学。他总结了敦煌壁画对中国绘画的十大影响：“一是佛像、人像画的抬头;二是线条的被重视;三是勾染方法的复古;四是使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五是把画坛的苟简之风变为精密;六是对画佛与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七是女人都变为健美;八是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九是写佛画却要超现实来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了;十是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国画坛了。”
一千多年间，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原本就存在一个世代传承的画学体系和艺术流派——敦煌画派，只是从来没有人去总结、归纳而已。张大千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敦煌画学，实为敦煌画派理论的先声，也是一位现代艺术家对传统的重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