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经不为人知的故事：除夕夜杨玉环写经曾惊现兰州
敦煌写经局部
乱世飘零
敦煌写经不为人知的故事
“兰州，兰山市场有一铺云，有敦煌经卷，长达丈二，给价400元尚未肯脱手;
张掖，王府街有一古玩铺，见敦煌经卷数卷，价昂未购，遂至南街邮局，于一小摊上购得经卷两小册;
敦煌，闻某绅士有唐褚遂良的所写经卷，可以割让……”
敦煌藏经自1900年发现后，经卷的流散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有外国探险家劫掠的，有政府官员公然索要的，也有商贩倒卖的。上世纪上半叶，李德贻、陈万里、张大千等人在甘肃各地，目睹了流散在民间的经卷。它们的命运究竟如何?
敦煌藏经又叫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4万多经卷。过去，人们对敦煌经卷研究多注重其史料价值。近几十年，一些书法家将研习方向转移到敦煌写经的书法上。无疑，敦煌遗书中的写经中国书法中最丰富、最系统的资料，其数量超过现存的那个时代所有碑刻。这种写在纸上的“经书体”，不仅见证了书法楷化的全过程，而且能清晰地看到运笔痕迹，为人们的临习书法提供借鉴。
目前，藏在甘肃省各博物馆等机构的敦煌经卷的数量，仅次于国家图书馆。然而，从上世纪初开始在民间流散的敦煌经卷，恐怕至今也没有结束，有些人家所藏的卷子或许至今也没有面世。
国宝的命运，往往是国家命运的折射，大量经卷的流散，也是一个国家命运的见证。
赵澎涛长期致力于写经的研习，今天就听他讲敦煌写经的故事。
安西街头，两个馒头换一个经卷
即便是今天，敦煌藏经依旧是个待开发的宝库。想想看，敦煌经卷中有墨迹的卷子大约4万卷，这些经卷中有多少值得我们研究琢磨的信息?从书法角度来说，经卷所保存下的文字，远远超过和它同时期的碑刻。基于这些原因，我比较注重写经资料的收集。
敦煌经卷流散的故事，听起来也颇令人感慨。其中1925年2月到7月间，陈万里曾到敦煌考察，就目睹不少流散的经卷，他记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敦煌藏经发现后，究竟有多少卷子流散了谁也说不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有个敦煌县令，将经卷装了六七箱，大概有七八百卷。这个县令卸任后，就以出售经卷为生。他死后家人也以出售经卷为生。直到上世纪30年代，据说他家还剩一百多个经卷。这时，距发现敦煌经卷已经过去了30年。可见经卷的流散程度。
相比其他人，这个县令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甘肃督军张广建一人就得了七八百个卷子。张广建所藏的经卷，仅仅流散到日本三井家族的就有112件。这还不是最多的，私人藏经卷数量比较大的是许承尧。许承尧字际唐，曾用室名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等，是徽州府歙县人。后随甘肃督军张广建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州道尹、省政务厅长等职。据说他有一千多个卷子。
有人估计，当时省城内大小官员和古玩商店，所有敦煌经卷数量达8000卷之多。也有人认为，流散在省城的经卷未必有这么多。因为有些人为了充数，将长卷割成几个。人们判断，虽然达不到8000多卷，但三四千卷还是有的。
流散到民间的经卷多是通过各种手段交易所得，质量不同，价格各异。1925年4月5日，陈万里到兰州后，在兰州看到了一些经卷。兰山市场，有长达丈二的经卷，价值400大洋，自然很贵。或许陈万里他们在兰山市场寻找经卷的行动，吸引了古玩商，于是一些人还赶到他们居住的马坊门福兴旅社，卷子虽然看了，但品相不佳，价格却达两三百金。无疑，这是古玩商炒作起来的价格。
相对于1909年李德贻在安西(今瓜州)看到的故事，兰州两三百金换一个经卷的价格故事，却让人心安。李德贻到安西后，正好遇上西北大旱，民不聊生，粮食奇缺。经卷也无人问津了，两个馒头就能换一张经卷。
唐代的硬笔书法，究竟什么笔写的
敦煌写经的字大部分是软笔所写，主要是毛笔。在漫长的岁月中，民间的抄经工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埋首抄经。这些人并不是简单地就抄经而抄经，在枯燥的抄经中，他们也在学习书法，很多人最终从书匠走向了书家。
敦煌遗书中有唐代拓本欧阳询的《化度寺古僧邕师舍利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还有一些王羲之的字帖。还有讲书法理论的残卷，有一个卷子，讲写字中各个笔画间的关系。无疑，这些资料和写经墨迹是中国书法中最为宏大的宝库，这无疑也是一个展览馆。人们都知道甘肃大量简牍出土，简牍书法也逐渐形成气候，但对敦煌写经书法研究相对滞后。
敦煌写经中还有虞世南、褚遂良所写的经卷。陈万里听说当地一位绅士，所藏有虞世南的精品卷子，而另一个在敦煌的天津人也说，他朋友有褚遂良的经卷，而且说可以转让，可惜时间有限，陈万里没有看到。不过，据其他的笔记记载，虞世南、褚遂良的卷子一般。李德贻在1909年路过安西时，看到了虞世南和褚遂良的卷子，他认为卷子完好，但稍欠神韵，它或许是赝品也未可知。
没有接触写经之前，我想当然地认为，都是毛笔书写的。然而，敦煌写经中，还有硬笔书法。这一点，人们都很惊奇，硬笔经卷究竟是用啥写的?1943年，高僧心道法师在敦煌传播佛学时，曾有居士送了一卷藏文写经。这是《长寿佛经》，为古代帝王将相为老王太后祝福所用。看到卷子后法师很吃惊。因为卷子字体非常古雅，画着行，字却是似墨非墨，似铅非铅。
唐代不可能有铅笔，那么它究竟是用什么书写的呢?有人推测，这是用竹笔写的，就是把竹竿一头削尖，中间还劈开细缝，就可以蘸上墨汁写字了。这种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西还有人使用。
除夕之夜，杨玉环写经曾惊现兰州
敦煌写经中不仅有经文，还有一部分画。这不，陈万里在兰州就看到了一幅。陈万里看到的画是一个姓苏的高等审判庭长所有。这是在督军署衙内看到的，是一幅唐代画卷观音坐像。观音左手提着净瓶，右手拿着杨柳枝，赤足踏着莲花，观音的前面跪着供奉的人，手托着供物，边上站立一童子，果盘中的桃子分外诱人。看后，陈万里惊叹，画非常精美，线条细而有弹性，显示很强大的功力，他认为，非唐人所不能为也。
这幅画后来的去向如何，陈万里就不知道了。现在人们可以确定，这幅唐代观音藏在故宫博物院。原来，这幅画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辗转到了川西。建国后，苏琢章将其捐献给了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1951年4月，这幅画还在川西文物展览会上展出，当时被认为是“国内现存最好的一张敦煌石室发现品”。
为何后来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或许是这幅画的巨大影响力的缘故，国家文物局将其拨交故宫博物院。有人说，1954年曾经在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第一陈列室——皇极殿中展出，1959年成了故宫历代艺术馆中的珍品。
没有想到吧!这幅画还有如此传奇的经历。敦煌写经中还有更惊人的发现呢!这是慕寿祺的一段亲身经历。慕寿祺是陇上大家，人称陇右耆宿，曾编著《甘宁青史略》。他有啥传奇经历呢?
那是一个除夕晚上，一个寒士找到了慕寿祺。要过年了，穷人度日艰难，或许为筹划点东西过年，只得变卖珍藏经卷。慕寿祺打开卷子吃了一惊!经卷上字体秀丽典雅，和他平常所见的经卷的字体截然不同，一看就是出自女士之手。他压住心中好奇，耐心地慢慢向后展开卷子。谁知，末尾的落款竟然写着“大唐某年日月，玉环为三郎写经”。原来这个卷子是杨玉环所写的。这是否是真的呢?
这并不奇怪，宋代人们就曾发现过类似的卷子。在真定大历寺有个藏经殿，殿内收藏的经书很多是唐代宫女所写的。抄经祈福，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习俗，古代人们为祈求家人平安，往往要抄经送往佛寺保存。这些经卷中，有一个落款为“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的经卷，可见杨玉环写经并非虚构。
不过，杨玉环写的经卷最后却不知所踪了。寒士拿来经卷，虽想换点钱以解燃眉之急，但也清楚经卷的价值。慕寿祺一问，价钱不菲啊!此时，他囊中羞涩，处境一般，只能欣赏一番。与宝物擦肩而过，自然令他唏嘘不已。
乱世飘零，如今敦煌藏经散落在世界各地，或许还有更多的传奇故事等待人们的发现。
兰州晨报首席记者 王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