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法：流沙难掩翰墨沉香
原标题：敦煌书法：流沙难掩翰墨沉香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王羲之《龙保帖》敦煌临本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春秋谷梁传》
《文选》
马圈湾汉简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唐太宗书《温泉铭》(局部)
《妙法莲华经》(局部)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柳公权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书简(局部)
编者按：在敦煌的艺术宝库中，有一支光芒四射、瑰丽多姿的奇葩，那就是以敦煌汉简、张芝书法、索靖书法、敦煌藏经洞写经为代表的敦煌书法。
敦煌书法数量之巨大、书体之多姿、笔法之变异、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保存汉唐墨迹最多的敦煌，是一座庞大的中国书法基因库，对研究五千年书法史，特别是书体演变和最终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自道士王圆箓发现敦煌藏经洞以来的100多年间，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但研究者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壁画彩塑和文书史料上，敦煌书法领域却少人问津，更没有人将横跨2100年的敦煌书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研究，由此也就没有树立起它在华夏文明坐标中彪炳千秋的历史地位。
为了全面挖掘古代敦煌书法遗存，凸显敦煌书法对中国书法形成、演变、发展中所做的重大贡献，大力弘扬甘肃书法核心品牌，繁荣书法创作，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将于今年10月在敦煌举办“朝圣敦煌”全国书法大展。这必将在全国掀起新的敦煌书法热。我们特编辑一组研究解读敦煌书法的文章，以飨读者。
湮没千年的中国文化之魂
□本报特约撰稿人秦川
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汉简书法以民间书写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一直影响到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书法创作；1800年前，敦煌书法家、草圣张芝创立的草书，则是汉字第一次超越了书写功能而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抽象艺术——书法，连书圣王羲之都对张芝谦让三分；中古时期连续7个世纪的5万卷敦煌写经，完整地呈现了中国书法隶变完成后向唐楷过渡的全过程，是中国书法最丰富的基因库。
然而长期以来，敦煌书法始终湮没在莫高窟巨大的背影下，学界研究者寥寥无几，而绝大多数国人都不知敦煌书法为何物。这与敦煌书法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崇高地位极不相称。
敦煌地处偏僻，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许多人认为那里的文化可能就像它的地貌一样荒凉。其实不然，在汉武帝征服匈奴，打通丝绸之路之后，一直到明代关闭嘉峪关，中国封建社会全面走向没落之前的1000多年间，敦煌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留下了以莫高窟为代表的灿若群星的文化遗产。中国的书法源远流长，但其发展演变的几个关键的节点是在敦煌完成的。比如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里程碑——敦煌汉简；比如创立了今草书的草圣张芝和索靖；而藏经洞保存了10多个朝代、长达7个世纪的5万多件书法原作，是中国书法最庞大的历史档案，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恰好证明了敦煌是中国书法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书法史上是楷书在前，草书在后，这就导致很多人练习书法也严格遵从这个顺序。但在敦煌马圈湾出土的西汉时期的汉简上已经出现了章草，而当时并没有楷书字体。这就说明草书在前，后来才演变出了行书、楷书，这个在书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现，给当代书法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发。
类似的很多学术问题，都在敦煌书法研究中不攻自破。无论是不是书法家，只要面对敦煌书法遗墨，就会发觉，那些发黄的木简和纸片上留下的线条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墨香，那美妙绝伦的墨迹依然在跳动，它能让浮躁的心静下来，让学书者的目光越过喧哗的街市，打开一个属于心灵的清澈高远的书卷世界。那些遥远年代的有名的或无名的大师们，竟然会穿越时空，与学书者心灵相通、血脉相连。
书法是中国人的文化掌纹，是中国文化的命脉。在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电脑代替了纸和笔，汉字书写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提笔忘字，中国汉字、中国书法面临空前的危机。文化部部长蔡武撰文说，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低俗伪劣浅薄货色泛滥，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在文化软实力竞争中，西强中弱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以至于我们丧失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与我们的经济实力和文明古国地位极不相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树立中国文化的自信，继承和弘扬书法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常常想：一个丧失了民族自信、文化根基的民族，怎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我们把五千年辉煌的历史文化弃之一旁去拥抱世界时，这个世界会给我们一张怎样冷漠的脸？
所以，敦煌书法不能一直埋在西北的流沙里，它应该被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要让所有写书法的和不写书法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先祖曾经有过多么惊世骇俗的创造，多么畅快淋漓的表达，多么高贵优雅的情怀！
甘肃汉简书法
□徐乐尧
汉代简牍，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实物史料，也是探讨我国古代书法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甘肃是我国发现汉简最多的省份，其中著名的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这些简牍堪称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瑰宝，它不仅是书法艺术的无价之宝，也是书法研究宏大而丰富的宝库。
中国书法艺术是悠悠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绵亘数百代，雄视海内外。两汉时期，文字和书法的重大变化、发展，及书法艺术的创造性、多样性与个性化，对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汉代简牍是汉代墨迹最丰富的宝库，据此，人们在书法领域中，可以脱出“碑”“帖”的窠臼，冲破魏晋唐人的藩篱，从而开拓出一个新的书艺境界。
汉简在书法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在研究书法史和书体源流、演变方面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仔细分析和研究汉简中的各类书体，使我们能更好地认清各种书体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汉简在书法艺术性与美学方面的价值。通过汉简书法的探索，使人们对中国书法艺术基本风格的内涵及书法美学的真谛能有深刻的感受与认识。
甘肃汉简，有着与其他简牍不同的特点和独特的表现形态。
首先，甘肃汉简以丰富、翔实的简例，清楚地显示了“汉隶”的发展过程。隶书的起源甚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隶书在秦代已普遍流行于民间，在民间得到了不断加工和完美。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在民间和下级官吏中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修饰，使隶书更臻完美，终于成为汉代的一代书体。“隶变”是汉字形体演变中的一次革命，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甘肃发现的敦煌汉简与居延汉简中，以往人们研究汉隶的多，涉及西汉古隶的甚少。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加以探索，敦煌汉简与居延汉简中不乏西汉古隶的简例。甘肃汉简中，汉代古隶资料的发掘，对于我们认识汉代由古隶而八分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敦煌、居延、武威汉简中大量草书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草书的发生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慎说：“汉兴有草书。”(《说文解字·叙》)汉代的草书是以隶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草书是西汉古隶的简易、急速的写法，就是所谓“解散隶体，粗书之。”(唐张怀瓘《书断》引北魏王愔语)这种草书人们称之为“草隶”或“隶草”。草隶的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带有波磔，笔断意连的“章草”，汉代有“草书”的名称，而无“章草”的称谓。“章草”这一名称，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要属王献之的话。张怀瓘《书断》说：“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这是“章草”一名之首见。关于章草的产生，文献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汉元帝时史游写《急就章》(《四库提要·经部小学类·急就章》条)。一种是说汉章帝作章草(宋陈恩《书苑精华》引唐蔡希综《书法论》)。一种是说杜度作章草(唐窦臮《述书赋》)。根据上述文献记载，以往书法界不少人认为章草形成于西汉末，成熟于东汉。我们经过对甘肃汉简中的大量汉代草书墨迹的分析、研究，对隶草、章草在汉代的发展过程获得了新的认识。居延汉简中自武帝至元帝年间的简书，有些是解散隶体，急速简易的草隶，有些则是已带波磔，草意浓郁的章草，这里具体体现了由草隶至章草的发展过程。到成帝时期的简书中已出现了成熟的章草，表明此时章草已形成为一种定型的字体了。敦煌的马圈湾汉简与悬泉汉简中发现了比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多得多的草书，大量草书的出现，可称是这两批汉简的一个重要特色。马圈湾汉简中的大量平帝时期的簿册、书牍和王莽时期的奏书底稿，已是成熟的章草。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圈湾汉简中宣帝五凤年间的简册，其书体早已是成熟的章草了。由此证明，章草的成熟期应在西汉中期无疑。汉代的草书，尤其是章草，是中国古代书法上的一朵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章草书仅见于摹本与刻帖，由于辗转相摹，早已见不到汉代章草的原貌，及至近代，汉代简牍的大量出土，才显现出原来的面目，使被埋没了两千多年的书法艺术得以重现，为中国古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甘肃汉简所处的地域是汉代的西北边陲，武帝时期，长达39年的大规模连续不断的反匈奴侵扰的战争，人们前赴后继，终于赢得了战争。当时的敦煌、居延边塞是抗匈奴斗争的前哨，广大戍边吏卒，离乡背井，长年累月驻守、战斗在戈壁荒漠上。这样的客观环境，锻炼了人的勇敢无畏、开拓进取的精神，熔铸了人的雄强豪放性格。在汉简上所遗存的粗犷、雄健书风，正是他们总的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
汉代书法家与书法理论家蔡邕曾指出：“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蔡邕：《九势》)蔡邕第一次提出了书法艺术的力度问题。而书法艺术的力度则来源于用笔，笔力的表达是书法艺术赖以存在的基本特征之一。甘肃汉简的隶书、草书的用笔特点是“方圆结合”“诸锋交替”。既使方笔，也用圆笔，两者巧妙结合，相互为用。既用中锋，也用侧锋、偏锋、藏锋与逆锋，诸锋交替使用，各显其长。从而使甘肃汉简的书风时而率意洒脱，自然流畅；时而粗犷泼辣，野趣横生；时而雄健豪放，浑厚苍劲，形成百态千奇，各显其妙的生动格局。居延汉简的逆入平出，藏锋收笔，使点划内含筋骨，力在字中。简书中有的竖划，畅泻而下，收笔处墨重划粗，宛如长矛大戟，挺然大树，表现出雄浑的笔势美和强健的笔力美。又如武威王杖诏令册的用笔就是中锋取势，侧锋取态；既用方笔，又用圆笔，于方笔中含圆润之趣，于圆笔中得沉雄之貌，圆中有方，方中见圆，堪称杰作。
敦煌写卷中的行草书法
□郑汝中
各种书体，篆、隶、草、行、楷形成的次序，孰先孰后？很难说清。如按正统的书史来观演变的过程，从现在看，很多地方是牵强附会，说不通的。特别是近些年来，考古发现的资料，证实了很多说法并不可靠，应从古代的民间书法，诸如楼兰文书、敦煌写卷，以及各地民间遗存的砖文、陶文中寻求解释，其中确有很多令人信服的例证是可以填补空白的。
敦煌，在古代是有书法传统的，这里曾出过许多大书法家，汉代张芝，晋代索靖，声威全国。此外尚有张怀瓘在《书断》中提到的赵袭，说他“以能草见重关西”；还有张越“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书”。此外，张芝之前尚有崔瑗、崔寔，都是敦煌人。崔瑗是汉代负有盛名的书家，著有《草书势》，对汉代的草书兴起有重大影响。
正因为敦煌书法人才辈出，在佛教兴起之后，这个地区较长时间保持着一种书法优势。又值佛教的写经运动的展开，从北凉时代开始，这里民间的书法意识、书写风尚也日益增强，如雨后春笋蓬勃而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敦煌地区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当时为一片绿洲，为经济富饶之地，寺院林立，僧侣频繁的交流，中原内地文化源源深入敦煌，也是促进社会书法发展的重要因素。
面对藏经洞出土的写卷，细诘敦煌笔迹中的行草书法，可以说是最具有艺术魅力、最令人喜爱的一个部分。
写卷多用小字，表现的结体方正，或线条圆浑，字形大小与线条粗细都变化不大，字字独立，很少连接，适宜用行草体书写。
在写卷中，严格意义的“章草”，如《急就章》《月仪帖》那样的写法不存在。因为隋唐之后，今草书体的形成，民间使用今草时也不乏还保留一些章草的用笔，还存在一些带有波磔的余绪。
写卷中今草书体十分显眼和活跃，风格面貌异彩纷呈。其中也有些共性，一般来说都是雍容大度，清峻挺拔，凝练沉雄。但寺院所出书法，总有一种宗教禁锢拘束的性情，缺乏放纵自由之气。当然其中也出现一些精品，如：《因明入正理论》《妙法莲华经》《大乘起信论略述》《文心雕龙》等这些书作，都是笔法纯熟，体态严谨，结字规则。类如孙过庭《书谱》，因毕竟为小字写卷，缺乏《书谱》那种纵横驰骋的气度，但在简练厚重上另辟蹊径。
行书在写卷中是为数最多、用途最广的一种书体。除了正规的写经，必须用恭正的楷书书写外，一些辅助性的经文注释、疏讲、略述，以及寺院的经济文书、官署的牒状、民间的书信、医方、杂抄、课本等多用行书，因其易认、易写、方便、快捷，所以势必成为书写的主要书体。
行书在群众中广泛地流传应用，变得多姿多态，由于性格不同，内容有别，书家气质各异，因之写卷的行书形态也各有千秋。文人学士一般写得娟秀纤细，温文尔雅，有书卷之气；僧侣书写佛教经典，则循规蹈矩，千篇一律；官署公文，关防牒状，多见剑拔弩张，雄浑健壮，具有大刀阔斧、武夫气质。有些行书堪称绝代精品，不逊于古人之“法帖”。
在写卷中行草相兼并用，也是经常出现的，前述草书《文心雕龙》就是行草书体，唯草书成分较多的一个写卷。
纵观敦煌写卷之行草书体，显然受二王的影响很大，在书写风格、结字、用笔上，基本上接受了二王的风范，而且功力十分扎实，如《劝纳谏文》，后有草书题记，笔法遒劲，结体挺拔，章法体态，承意自然，很有王书之俊逸风骨。
智永《真草千字文》在唐代负有盛名，传说智永闭门30年，临写了800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备留一本”。现在世上流传有3种版本，一是唐传日本之墨迹本，二是北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薛嗣昌刻本，三是南宋《群王堂》40行残本，敦煌出现蒋善进临本，是第4种。与上述3种对照，唯与薛嗣昌刻本非常接近，笔法相同，精神气质也惟妙惟肖。
蒋善进所临千字文，功力极佳，牵丝连带，平稳自然，气韵酷似智永之原貌，不逊于其他临本，遗憾的是只存了34行，170字，此确为初唐之精品。
另有唐太宗李世民之《温泉铭》，为写卷中之拓本残件，共存50行，有初唐“永徽四年”之题记，其书体为楷、行、草兼备，骈俪流畅，雍容大度，有明显的二王书风，李世民是用行草写碑的第一人，除此之外尚有山西之《晋祠铭》，二碑珠联璧合。《温泉铭》碑已荡然无存，因此敦煌存之拓本，就格外珍贵。
有一首诗抄写卷《怀素师草书歌》，系诗一首，作者为马云奇，描写了狂草书家怀素的生平事迹。马云奇这首长诗，对研究怀素生卒年月、生平轶事，有着重要的意义。古代书法家是为了抒发胸中的情愫和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与旨趣，而民间书法出于实用，无意于创作，就是在平庸的书写生涯中发挥出天才睿智和艺术灵性，在稳健刚毅的书写中时出新致，跳出纯朴的奇巧。因此，结体变化无常，给人以清新愉悦或神秘诡谲、不可端倪之意境，在书法的欹正、疏密、长短、大小、宽窄、向背等诸多对比因素的应用，处理得协调适当，极具生命活力。民间书法和宫廷士大夫的书法比较，如果追根求源，从书体的产生、字形结构的变化来看，应该说还是率先于官府的。中国书学史，文献记载的正史，从来都是帝王将相、贵族文人的书法史，直至清代才有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勇敢地打出尊碑抑帖的旗帜，对正统书学才有所抵牾，但对民间书法的理解还很不够，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应该说，民间书法才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源泉和母体。这也是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书法“正史”，往往强调个人的功绩，把书法的肇始，常归结是某人的发明，究诘这些历史名人，却还是贵族文人或武将，如仓颉造字，蒙恬造笔，都不可信。其实，像文字、书体这样的文化现象，绝非个人力所能及，势必由全社会的酝酿、变化而成。我们从敦煌写卷中很明显地看出这个道理，远在颜真卿、柳公权之前，类似的书体在民间早已出现。因此，可以说，文化并非圣贤创造，确实出于庶民。
尽管敦煌古时出了许多书法名人，这个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作品，但它是在全国书法形成、发展的大趋势下所产生的局部文化现象。尽管敦煌写卷琳琅满目，瑰丽多姿，但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我们还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现收写卷中的书法精品，往往都是外地流入敦煌寺院的墨迹，而一些道教的经卷书写质量偏高，也都非本地区的经生所写。因此，笔者不同意“经生体”这种提法，因为写经是一种形式，并未构成独立的书体，无论从结字、用笔、谋篇及书写形式上看，它还都是社会上通行的体法。因此，不能脱离全国书法的大气候，孤立地看敦煌地区的书法。
写卷墨迹，并非都是书法作品。粗俗劣差的还是很多，可以称为佳作的是极少数。其中也确实出现了令人惊绝的精品，如行草写卷的《因明入正理论》《文心雕龙》，是我们前所未见的绝妙之作。它们的艺术价值有待于学术界评议，但可以说品位并不逊于王羲之、颜真卿等名家的行草作品，而我们书法研究的任务，正是要把这些珍珠般的精品撷取公布于众，推向社会，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凡是古人笔迹都奉为至宝。
(本版图片由敦煌研究院、秦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