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教育家赵家和：我用一生积蓄投资祖国教育
甘肃庄浪，是地处黄土高原的国家级贫困县。在那里，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是许多孩子从小到大奋斗的目标。在庄浪一中读高二的少年魏涛涛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后，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残疾的叔叔抚养他成长。贫困的家庭状况让他比衣食无忧的同龄人懂事很多。在全县最好的高中读书，虽然带给了他和家人希望和荣耀，但同时也意味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高一的时候，魏涛涛通过申请成为了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每年2000块钱的助学金虽然不多，但对于每个月生活费必须严格控制在100块钱之内的他，却是实实在在的雪中送碳。在学校里，学习是魏涛涛生活的中心，而围绕这个中心的基本点只有一个：省钱。为了省钱，他舍不得去食堂吃饭，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回家背点面粉和土豆就是他半个月的干粮，买菜得挑最便宜的，肉和水果更是奢望。
对资助他读书的人，魏涛涛知道那是清华大学一位已经去世的老教授。但他不知道，捐资助学时大方慷慨的赵教授在世的时候，在省钱方面其实和他不相上下。
节俭的“有钱人”
在女儿赵蕾的记忆中，节俭是父亲一生的习惯。她回忆说，在美国的时候，她们一家甚至没有吃过西瓜。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西瓜比较贵，只有在母亲生病的时候，父亲才会允许他们买西瓜吃。
1998年，赵家和在德克萨斯州做客座教授。美国大学开出的薪水不低，但他为一家三口每个月订下的生活费标准只有100美元。他的妻子至今记得为了省钱，她是怎样地精打细算，“我们在美国最常吃的就是鸡腿，因为那是最便宜的。我和女儿还特别关注打折信息，看哪里有卖特价的食品。”那时，每个月如果能省下几块钱去吃一顿中式自助餐，则是全家人奢侈的享受。
事实上，不仅仅在美国，赵家和一生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的家在清华大学旁边的一个普通小区里。这套有电梯的房子是他们在2005年才搬进来的。而如果不是因为妻子实在爬不动楼梯了，他们一家四口可能依然住在建于80年代的砖混楼里。搬家以前，为了在50多平米的房子里腾出一间做客厅，女儿赵蕾从小就只能打地铺。
赵家和去世后，家人一直保留着他房间的原样。打开衣柜，8件领口和袖口已经磨得有点毛的衬衣和4件西服就是他的全部行头。作为国内著名的金融学家，退休后他还经常会去世界各地讲课、做顾问。不管去哪里，他来来回回穿的就是那几件衣服。妻子说，2000年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买过新衣服。
生病以前，赵家和最大的爱好是摄影和旅游。客厅里挂着的两张放大后的照片是他在西藏和秘鲁拍摄的。照片照得很好，无论取景还是色彩都有专业的水准。我以为他至少会为自己的爱好买一套专业装备，但他的妻子拿出的却是一个小小的松下数码卡片机。那也是一家人共用的相机。
教授的秘密
很长一段时间，赵家和老师的学生刘迅一直有个疑问：老师攒那么多钱到底要干嘛？在认识赵家和老师的人中间，他的节俭并不是秘密。但作为赵老师最信任的学生之一，刘迅知道自己的老师不是穷人。1998年，得知刘迅的公司在深圳做股票投资之后，赵家和把自己的钱都交给了刘迅打理。
有几年的时间，赵家和曾在深圳为一家国内知名的通讯企业做顾问，一年中会有几个月住在深圳。刘迅回忆说，每次回北京，老师都要退掉公寓，将生活必需品搬出来放在他公司的库房里。看到赵老师那些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家当，他常常想：“老师账户上的钱一直在增加，为什么他不愿意花点钱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呢？请个专人打理公寓，或者至少住得好一点？”
他甚至一度猜测，赵老师牺牲“当期的消费来投资”，应该有更大头的消费支出意向。但消费的对象是什么，他不得而知。直到2005年的一天，当刘迅告诉老师，他投资账户里的钱已经有500万时，赵家和说了一句：可以做点事儿了，答案这才揭晓——赵老师准备拿这些钱来资助上学困难的学生。
接下来的事情让刘迅更加佩服，为了将捐资助学的事情落到实处，赵家和专门联系了北京郊区的一所高中，调查高中孩子的消费情况，定下捐助的金额。他甚至查找到了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资助计划，专程跑去和教育电视台的人要求参加资助，还请他们作为媒体来监督落实。
“赵老师的做法不但感动了我，也感到了我们公司里的很多人，他们自愿加入到了这些计划里，帮老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后来，当大家建议用老师的名字为助学计划命名时，赵老师很干脆地拒绝了，而且说：就叫兴华助学、振兴中华的‘兴华’。”
最后的心愿
2009年，身体一向健康的赵家和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这时候，他账户上金额已经超过千万元了。得病后花销很大，但赵老师又做了一个让大家吃惊的决定：捐资助学的钱专款专用，不用来治病。他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由专人来支配这笔钱。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基金会的成立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他甚至开始在医药费上省钱。当时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英国进口的靶向药，他吃了效果很好。但药很贵，一片就要500块钱。他不知从哪里知道印度有一种仿造的药，只要50块钱一片，就托人从印度带了一些。结果，仿造药造成了他全身的过敏。
2011年，他的病情恶化了。但他在病榻上，还反复思考着基金会的事情：自己的身体不行了，谁来处理基金会的日常事务呢？想来想去，他找到了自己多年的同事，当时经管学院快退休的党委书记陈章武教授，请他做基金会的理事长。陈教授回忆说，虽然身患重病，但赵老师对于基金会的发展思路已经很明确了，从基金会的宗旨，到组织结构，再到资助范围都是赵老师亲自定下来的。
在赵家和的主张下，基金会定下了雪中送炭的宗旨，以及包括申请、调查、审核、公示、确认4个步骤的透明程序。将捐助的范围定为在以甘肃为主的贫困地区优秀中学读书的，家庭困难的上进学生。
陈章武教授至今难忘和赵老师一起制订基金会章程的日子。“一开始定下的资助对象是高中生，后来赵老师觉得即便不考大学，接受职业教育，多读几年书再去打工也是好的，就把受助的学生范围改成了‘高中阶段’。这些细节都是赵老师亲自和我们商定的。”他说。
除了商量基金会的工作，赵家和老师说的最多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大家知道我”。这也是至今外界对这位基金会创始人知之甚少的原因。2012年2月，在基金会成立的大会上，陈章武教授只是隐晦地说了基金会的钱来自于清华大学一位已经躺在病床上的老人。但就是这样，还是被赵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你那样说，大家一猜不就猜到是我了吗？我不希望大家猜到我，只希望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去世以后，赵家和的遗体按照他生前的遗愿被捐给了北京协和医院，用于科学研究。他什么也没有带走，也什么都没有为子女留下。生活在美国的女儿赵蕾至今仍然需要负担房子的月供。她一直记得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她说过的话：“我从不相信给子女留钱对他们有好处。我已经让你们受了教育，我相信你们有能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今，在北京城郊的长青园公墓，赵家和的名字与众多遗体捐赠者的名字一起被刻一块碑上，只有仔细寻找才能找到。但他已将毕生积蓄化作了炭火，为数千名贫困学子送去了温暖。
“我现在努力学习，如果有一天我也有能力了，我一定会像赵老师一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魏涛涛说。
记者手记：
7月22日是赵家和老师的忌日。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年了。今天，吴老师、陈老师和兴华基金会理事之一的沈铭会去长青园公墓看望他。今天，赵老师生前的两位学生郑培敏和刘迅带着经管学院的学生们不远千里来到了赵老师资助的庆阳市合水县第一中学，去看望那里的学生。
我曾去过赵老师最后安息的长青园公墓，和赵老师的家人一起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间找到过赵老师的名字。这次来庆阳，看到大家为基金会的事全力以赴，更是让我看到赵老师的精神正在得到延续和发扬。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谨以此文献给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赵老师，以及将赵老师的心愿延续下去的人们。（郭颂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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