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为教育公平按下“快进键”——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现场观察
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斐济青年哈桑终日倚在一袋袋大米上，身为粮食保管员的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地磅和计算器打交道。高中毕业的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当一名医生，为小岛上饱受疟疾折磨的居民解除痛苦。去年，斐济政府给这座小岛带来了电脑和Wi-Fi。如今，哈桑可以通过网络学习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医学慕课课程。他说：“生活像是按了快进键。”
生活同样被按了“快进键”的，还有住在地球另一端的刘兆明。今年56岁的他，在中国湖北郧县最偏远的桃花沟山村教学点，一支粉笔、一本教科书，一撇一捺，在磨得发白的黑板上写写画画了37年。突然有一天，一口“天锅”在他的学校架了起来。他的教学进入了“数字化”时代。
对于全球教育来说，虽然存在鸿沟和峰谷，但信息化使得世界在任何肤色面前都张开了和善的怀抱。
5月23日，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召开，92个国家的50多位部长级官员、多位信息化技术行业领导者，聚首中国青岛，共商一个主题——信息化如何让教育更美好。
在5月24日上午举行的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部长圆桌会议上，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说：“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技术不断涌现，新的教学模式不断产生的今天，教育信息化不仅肩负着重塑传统的任务，同时也肩负着不断创新的使命，教育信息化是一个需要全球共同面对的课题。”
无论你身处经历过屠杀和动荡的柬埔寨和卢旺达，抑或是拥有11种官方语言的南非，又或是拥有2.6亿名学生的中国，你都可以和世界上其他60亿人一起分享一块屏幕，学习一种知识，信息的壁垒和鸿沟似乎正随着技术的进步而逐渐消解。
听起来，这是一个美妙的童话。在中国，这一梦想正在逐渐照进现实。
梁启超说，“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对于拥有广阔农村地区的中国来说，跨越时间空间的信息化技术，成为解决城乡教育差距的良药——全国6.4万个偏远地区教学点实现数字资源全覆盖，400万名农村孩子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这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这样评价中国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发展，“为教育公平铺平了道路”。
“有”“无”的问题解决了，如何提质才是关键。“当农村孩子还在盯着崭新的电子白板，接受来自遥远北京的品牌课程时，城市里的孩子已经开始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探究性学习了，信息化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思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鸿沟也在拉大。”杨宗凯的言语里充满担忧。
当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网络视频课，第一次投射到内蒙古托克托县三中数学教师张军胜的电子白板上时，他先是“兴奋异常”，然后就经历“想吃螃蟹却无处下口”的尴尬，“两所学校之间的水平差距太大了”。
信息化能否带来教育公平？在这次大会上，这个看似有些矛盾的问题，被各国教育官员认真地讨论。“优者愈优，差者愈差”的马太效应，也开始在教育信息化中抬头。
如果说以标准化流水线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教育领域对应的是以课堂和考试为中心的拷贝式的人才培养，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给教育带来的变化则是个性化教育的发展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在杨宗凯看来，信息化所指向的教育公平，也正是这种以创新性为纲、以个性化为目的教育公平，“这是一种高位的均衡”。“在这种均衡下，最优的并非最好的，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他认为，马拉火车跑赢飞机，在信息化带来的高位均衡中，并非痴人说梦。
说起什么是“互联网＋”，国家开放大学校长杨志坚讲了一个故事。
一次，他去美国圣安东尼奥市出差，准备顺便去看一场美职篮马刺队的比赛。但他却为如何买票、如何订酒店、如何进场犯愁不已。他的朋友摆摆手，掏出手机，“用它就搞定了”。通过手机预订房间，买票、选座，直到散场，他也没掏出过钱包。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互联网、信息化更像一种工具；而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们来说，互联网如同他们的内脏器官，无线网就是他们每日呼吸吐纳的空气。”在杨志坚看来，这是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之间的差距。
在线与否，生死存亡。
1997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掀起了一股现代科技启蒙的浪潮。当时的中国，互联网网民只有60万人。然而，不到20年后的今天，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6.49亿人。
如今，一位爱尔兰记者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手机正在成为中国人的口袋图书馆。他说：“在北京的地铁上，坐在你对面的人可能看上去正在安静地盯着他们的手机，实际上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读那些专门显示在他们手机上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小说。”
“互联网＋”让终身学习成了瞬息之间即可完成的事情，国家开放大学的“五分钟课程”让用户可以在一个等公交车的时间完成学习，聚沙成塔的微学习时代已打开了一条门缝。
如今，“互联网＋教育”成了教育领域最热的词。但是杨宗凯却认为，目前中国的教育信息化仍处在从“教育＋互联网”到“互联网＋教育”转变的过程。
杨宗凯说：“我们现在还处在‘新瓶装老酒’的阶段，虽然电子白板、电子教材都有了，但是在电子化外衣下，信息化并没有重塑教育方式和课堂生态。”
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教育＋互联网’就像是西红柿炒鸡蛋，炒出来番茄是番茄，鸡蛋是鸡蛋；‘互联网＋教育’则是一锅老汤，所有的食材都融化共存在一锅汤里，不分你我。”
在未来的教育中，信息技术要与教学深度融合。正如一位参会者所说，“再先进的技术、再高级的软件，也无法替代教师的言传身教；再多彩的视频、再精美的画面，也无法替代面对面、手牵手的温暖鼓励”。
慕课：从这里，走向哪里？
“参与过慕课学习的请举手！”在“慕课及其他在线学习的创新方法”论坛上，主持人开场就问出了这样的问题。100多人的会场，只举起了五六只手。
“是时候给慕课泼泼冷水了”，英国数字化学习顾问史蒂芬·哈格德将慕课的过度繁荣比喻为一种数字化的泡沫，“我曾做过一项涉及3.5万名学生的调查，如果对免费的慕课多收1英镑，就会流失掉三分之一的学生”。
2015年，由慕课引发的数字海啸逐渐退潮，一些反对的观点也逐渐出现，奥德丽·沃特斯提出了“Anti-MOOC”（“反慕课”）这一术语，主张通过在线课程激发参与者对话与互动及相互评论，并启动了高层次教学实验。
在北航软件学院院长孙伟看来，目前中国近千家慕课开发厂商最大的威胁来自学生家长，“家长没收了孩子的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再精美的课程也到达不了学生那里”。除此之外，慕课如何与现行学历认证挂钩，如何制定相应的考评标准、成果认定，如何让企业认同这种学历，如何激励教师的技术水平提升……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中国未来慕课发展需要考量的问题。
而对像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国家而言，慕课要惠及这里，首先要解决硬件问题，“我们的2000多所中学，只有200多所通了电”。
尽管如此，与会者对慕课在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还是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在未来慕课往何处发展方面，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中国教育报记者 刘博智 孙军 宋伟涛 5月24日发自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