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专家：高考加分泛滥根源在于与行政利益挂钩
昨天，《法制日报》视点版“突发事件@第一播报”报道了辽宁省本溪市高级中学高考体优生加分涉嫌造假事件。今天，《法制日报》记者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事件更深的内幕以及引人深思的问题。
突发事件@深度解读
在教育部发文强调严厉打击高考加分资格造假的大背景下，辽宁省本溪市高级中学高考体优生加分被曝造假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设立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修正高考单一的分数评价标准，促进公平。可时至今日，这一政策却被一些人演变为损害公平的手段，以至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清理高考加分项目。
加分初衷是为促进公平
“出现辽宁本溪高考加分风波，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对于高考加分的清理，只是项目的清理(减少项目和分值)，而没有进行加分机制改革。只有改革高考加分机制，才能有效遏制加分腐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据介绍，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始自上世纪50年代。
1950年高校招生时，国家规定应“从宽录取”参加工作3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这成为最初的加分政策。
1956年，烈士子女在高校招生中开始享受“优先录取”。同年发布的“全国高校录取、分配办法”，要求“在与一般考生成绩相同或相近(指总分少20分左右)时，就应该优先录取”。
1987年4月，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对加分作出较系统的规定。由此，加分成为整个高考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此后的20多年间，高考加分项目逐渐丰富起来——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学科竞赛获奖者、华侨、港澳台学生、烈士子女、荣立二等功以上的退役军人、报考农林、地质等特殊院校者，乃至“实践经验丰富的优秀青年及有特殊贡献的公民”，都开始享受降分投档、高校审查录取的政策优惠。
加分初衷是为了促进公平，然而，名目繁多的加分项目，却为一些人提供了造假的土壤和空间。
2010年，教育部就会同国家民委、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发文，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了调整，以纠正加分政策执行被异化和资格造假等突出问题。通过调整，全国奥赛科技类加分、体育特长生加分和地方性加分项目大幅减少。
2014年6月30日傍晚，教育部网站发文重申了2010年制定并于2014年全面实施的高考加分政策，详细解释了高考加分“瘦身”规则。
一组数据可以体现高考加分“瘦身”的成果：
过去几年来，全国每年具有奥赛科技类获奖加分资格的考生约5300人，2014年降至1300人，相比往年减少75%。
各地体育特长生加分运动项目由往年70项调减至2014年的17项，减幅为76%。
地方性加分项目合计由往年124项调减至2014年的86项。近年来全国每年享受地方性加分的考生约3万名，2014年减少三分之一。
高考加分逐渐异化
回顾近年来的高考加分造假事件，不仅有“批量制造”二级运动员的，甚至还有为某些人量身打造加分项目的。
受访专家认为，高考加分不公平的根源在于，加分过程较多地受到行政权力和利益的干扰。
“高考加分不是通过专业的程序和团队进行，而是通过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的。行政权力缺乏约束和监督，使得高考加分难以客观公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他表示，仅仅依靠考试，存在标准单一、不利于人才选拔、无法有效考核品行等缺陷。所以，加分政策有存在的理由。但必须看到的是，现在很多加分政策都存在模糊空间。
熊丙奇亦认为，各地高考加分泛滥，根源在于行政拍板决策，很多与行政利益挂钩的因素都变成了高考加分，加分由此成为一种特权和福利。
减少行政权力影响
受访专家认为，只有减少行政权力对高校招生的影响，才能真正落实“阳光高考”的理念，实现教育公平。
储朝晖表示，在加分政策实施过程中，一些人手上失去约束的权力总在侵蚀公平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再由教育部采取权力上收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要通过专业团队维护招生的客观公正性。
在他看来，解决当前问题的终极办法，是把招生自主权返还给与招生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各个高校。部分学校如果想招收一些有特长的学生，可以通过面试解决，或者说以学校的面试来替代加分。
熊丙奇则认为，规范高考加分，本质上是规范政府的办教育思维和教育决策方式。
他表示，在我国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制度近期内不进行大变革的情况下，作为对单一分数标准的修正，高考加分政策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因此，确定哪些项目可以加分、加多少分，就需要有科学民主的决策。这是规范和清理加分项目的有效途径。
“要真正规范高考加分，让高考加分对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还得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这就要求落实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推进考试招生分离，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熊丙奇说。记者廉颖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