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修复师：招一两百人 已有2万多人报名

    15日，故宫文保科技部漆器组组长闵俊嵘手里捏着砂纸，正在磨一件金漆彩绘瑟的漆皮。摄影/新京报记者浦峰

    故宫文保科技部木器组组长屈峰在拼一件断成很多块的紫檀插屏屏帽，他拼了好几天，都快绝望了。

    故宫文保科技部漆器组使用的工具。

    木器组工作室的一个角落里，“扔”着屈峰随手雕的一个“人物”，烦闷时他会雕刻一些小物件。

    “这儿是西三所，冷宫！”4月15日，史连仓坐在工作间门口的石阶上，一边眯着眼睛晒太阳，一边说，“以前皇上不要了的妃子，都住这儿。”

    他眼前的院子里，种着明代、清代、现代的树；背后屋子中曾经的主人，见证过皇家繁花似锦，却在此寂寞终老。

    过去六百多年在紫禁城中生活的人们，为这片世界最大的木质古建筑群留下了无数传说和流传至今难以计数的各类文物。

    明年就要退休了，史连仓也算不清自己一共修复过多少件木器文物，但是在他之后还会有一代代年轻人“进宫”，将延续数百年的“木匠活儿”传下去，恢复更多文物的本来面貌。

    青铜、钟表、木器、漆器、织绣、书画、百宝镶嵌……这些古老技艺，随着一部近日热播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而为人熟知，史连仓、屈峰、闵俊嵘等人也各自有了“粉丝”。“好像没什么影响”，漆器组的闵俊嵘说，他至今没看过弹幕版的纪录片，接待的媒体多了些，可文物修复师们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进行着。

    入行 毕业“入宫”拜师傅

    “沙沙沙……沙沙沙……”4月15日，故宫西三所，文保科技部漆器组工作室内，闵俊嵘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条约两厘米宽的砂纸，有节奏地摩擦一件金漆彩绘瑟的漆皮。他的眼神专注于砂纸和古瑟漆面的摩擦处，身边的空气随之安静。他的工作台就在瑟的左边，桌面上放着一本白色封面的《考工记》。如果坐下来，与视线几乎平行的架子上，放着一小碗生漆和各种工具。

    在故宫里的时光已有12年了。2004年，闵俊嵘从清华工艺美院漆艺专业毕业，进入了专业对口的故宫文保科技部漆器组，按着当年“一对一”的师徒制，成为老师傅张克学的徒弟。当年漆器组只有他和师傅，以及师兄三人，那时他对故宫了解不多，带着读书时打下的漆器工艺底子，开始给师傅打下手。

    第一件经手的文物是能奏响中和韶乐的、一组编钟编磬的漆器架，“第一次很紧张”，闵俊嵘记得，不似老师傅干活轻快，新手是轻轻地慢慢来，心情很忐忑。

    就这样，从除尘起步，闵俊嵘在修复不同的漆器文物中，一一掌握了漆皮加固、灰胎补全、贴金箔、罩漆等手艺。“用什么浓度的胶，选什么样的填充材料”，在师傅“手把手”地言传身教中，闵俊嵘逐渐领会着文物修复“最小干预，有效保护”的原则。比如罩在金箔上的漆，太深会和颜色不统一，浅了又没有效果……这些经验随着12年来经手的100多件漆器，逐步累积。

    现在的闵俊嵘已是漆器组组长，去年带着同事们修复了一件破损严重的金漆彩绘瑟，成果在故宫神武门的“文物修复技艺展”上展出。这件面板破损开裂、色彩斑驳，构件也有所缺失的瑟，最终以光鲜亮丽的“原貌”躺在展柜里。闵俊嵘说，既然是修复技艺展，就要选择一个破损严重的修好，这样视觉对比才最明显。

    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大庆过去，闵俊嵘的工作节奏舒缓了些，“很多文物是为了布展修复的”，比如近期在故宫进行的“活体牡丹植物与院藏牡丹文物联展”中，就送来过一件明永乐牡丹漆盘，除尘打理后送入展柜。

    更多的时候修复工作会缓缓来，“没有工作量的要求”，他说，院里和部门只要求在状态，而文物修复也是平缓了好。他会将一天中最好的精力用于修文物，现在工作间里除了那件瑟，还摆着一件雕漆乾隆御稿箱。

    技艺 在明清皇室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中磨炼

    过去12年，闵俊嵘修漆器时经历过两次“忐忑”，第一次是刚入职，随着师傅修复编钟编磬漆架；还有一次是2012年，师傅退休后，他真正独立地修复文物时，“之前师傅在，心里有底儿”。漆器修复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有些技艺至今达不到，有些要慢慢琢磨，《髹饰录》是闵俊嵘的宝典之一。

    有时为了修好文物，他会给自己加码。2006年时闵俊嵘接手一把乾隆喜爱的古琴，名为峨眉松，制作时使用的包厢工艺和漆工艺虽然不难，但这毕竟是件乐器。于是他用晚上和业余时间找老师学古琴制作，还从古籍、文献里找线索，“会做了就更会修”。

    不仅如此，闵俊嵘还曾半夜在郊区翻山爬树，看专业采漆人如何割漆，“百里千刀一斤漆”，他记录这段经历时写道，“以后用漆时会更加珍惜。”

    木器组组长屈峰与闵俊嵘同岁，2006年“入宫”的他，技能“进阶”的方式更体现在观念上。雕塑专业出身，屈峰入职后的第一课是安全操作文物的手法。

    他也拜了师，师傅叫郭文通，当时55岁左右。屈峰记得，拜师时郭文通坐在屋子正中间，他沏了杯茶，喊了声“师傅”，就算确定了师徒关系。

    屈峰上手时的活儿是补配文物，雕刻的难点在于形似神难仿。2007年底时，他参与过一件围屏的补配。那是一件摆在文渊阁的十二扇围屏，其中一扇只剩了一部分雕有诗词的屏心，边框和底部整个雕龙板缺失，需要补配。

    屈峰分到了一块相对较小的透雕单体龙，“觉得没什么难的”，他自己开始做，完成了80%的时候觉得还不错，“自我陶醉了一下”。拿去跟一位老师傅雕刻的大团龙对比，“哎呀，差了一大截”，他觉得自己的特别刻板，“老师傅的评价是，曲线不顺畅，没有那种劲儿，没有力量感”，之后屈峰又反复重新做，再用心体验，发现真的不一样了。

    这是故宫给他们提供的、最宝贵的技艺成长资源——作为世界上院藏明清皇室漆器最多、家具最多的博物馆，闵俊嵘和屈峰在反复体会和修复中，接过了前辈递来的工具，成为各自领域的主力。

    修文物 工匠与创作的反差

    雕塑专业出身，屈峰总有些对创作的追求。毕业“入宫”，屈峰抱着一些幻想，“一年才招八个人，费了好大工夫才进来”，他觉得，在故宫修文物能接手大量的古代艺术精品，从而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时间久了就有些迷茫，文物修复不同于创作，讲究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已经读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的屈峰，有时觉得自己就是个木匠。

    “最初我爸听说我在故宫上班，以为是卖票的”，屈峰曾带着父亲参观过自己的工作间，老人感慨说，“怎么来了这个地方，还是做木匠！”屈峰的父亲就是个木匠，“但我是木匠里专门修文物的”，屈峰觉得，虽是木匠的手艺，但理念还是不同。他有时会觉得压抑，木匠、创作、修文物三种元素交织在自己身上，屈峰觉得自己是个穿越的“双面人”，白天是还原，“心里琢磨怎么修旧如旧，在方式方法上创造，是不是能更快更直接”；到了晚上就是创作，创作属于自己的艺术品。

    在西三所木器组的工作间里，也有屈峰的创作品，比如胖墩墩的苏轼——他觉得苏轼爱吃肉，不可能是传统意象中的瘦子；还有痞兮兮的王小波……甚至院子里有棵树断了，他也琢磨了下，寻觅了个故宫里石头龙头的复制品，顶在断了的树干上，“搞个造型！”

    屈峰还生活在另一个矛盾中——当年一起毕业的同学大多混得不错，有做当代艺术出名的；有人从事城市雕塑工程，也赚了不少钱，别墅都买了两套。屈峰却住在北五环和北六环之间，每天早上6时起床，先坐公交车倒地铁五号线，东四出站再换公交，来回要3个小时，每个月要还7000元房贷。

    他没赶上分房的年代，但在故宫他评上了副研究员职称，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研究对象就是自己独立修复的一件紫檀嵌粉彩瓷片椅。它的三条腿都断了，压杆裂了，有的部分腐朽了，要整个拆了重新粘和，缺的地方要重新补上……时隔3年，屈峰仍能准确说出各种细节，比如椅子由四种模图构成，椅围子是紫檀木做的边框，中间嵌的黄花梨影子木上又嵌了瓷片……他还修过一把黄花梨木椅，“价值没判断过，但肯定可以在三环内买两套房”，屈峰说这些跟他都没有关系，文物价值不能用金钱衡量。

    回老家时总会有人问：“能不能拿故宫的木料给做个串珠？”修复时用的是清宫留下的老料，“要核算了重量跟办公室一起去库房选，再称重”，屈峰说，“多余的还得送回去呢”。

    度日“宫内”做工匠，不觉岁月长

    跨进文保科技部的大门，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外界围绕故宫的各种传说被自动屏蔽，即使这里距离去年新开放的慈宁宫区域，只有一墙之隔。

    热闹喧嚣、游人爆满的故宫对于他们来说，绝大多数时间是安静清冷的西三所，包括播放火爆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大。“不上网怎么知道红了？”闵俊嵘至今没上过B站看弹幕，说还有同事不用微信；屈峰工作时也不怎么看手机，下班回家了刷刷朋友圈。

    西三所的修复师们在各自的工作间中，日复一日地接手文物，研究，修复。“就是跟古人对话”，闵俊嵘以雕漆工艺的乾隆御稿箱举例，云缺了一块，就得琢磨古代的匠人们是怎么绘制的，用的什么材料，色彩控制如何，金又是怎么贴上去的，甚至还得揣测古人造这件器物时的精神状态。他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这个地方太好了！”因为故宫库房内藏的1.7万多件明清漆器，数量最多、品质最好，再加上古建筑的内檐装修，于他们是学习不尽的财富。

    他在其中寻求一种道，“匠人精神有两个含义”，一是对技艺的追逐，二是追求完美和极致的精神。就像庖丁解牛一般，“庖丁说，我的刀在解牛时是没有厚度的”，闵俊嵘认为，这意味着工匠需要关注的不仅是技术，而是如何游刃有余地享受这个过程，这是从技术到精神层面的追求。放在文物修复中，意味着不能单纯将其视作器物，“比如乾隆御稿箱，从开始制作时就会提出各种具体要求”，闵俊嵘说，其中包括技艺，也包括审美。

    文物修复者们的任务就是让文物尽量完整地传承下去，所以他修复漆器时会尽量在能力以下挑选，“可以巧手以做拙作”，意思是技术高的人可以修复工艺一般的文物，但是“不能庸工以当精致”，如果超出了现有的水平就要退回去，简单处理即可。

    在故宫修了12年文物，他也遭遇过房子、车子、生存等生存问题，“我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只是把心态放平和，慢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他的慢慢来，“现在都解决了”。

    “慢慢来”，也是当年老师傅们留给屈峰的话，如今他也逐渐体会到了故宫木质文物中“更高层”的韵味。比如一条龙，屈峰说，这些韵味隐藏在龙的姿态设计和雕刻的每一道流畅的线上。如果刻一道线没有用心体会，就是照猫画虎，没有生气；体会到这道线的起承转合轨迹中的力量和律动的变化，才能体会背后的意趣。

    自称“双面人”的屈峰，除了在宫里做木匠，业余时间会参加艺术展，搞点艺术家式的创作。在反差中他有所领悟，“刚来时觉得工匠的美是小美，艺术是大美”，现在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两个结合起来，“最美”。他理解的工匠精神需要限定，“踏踏实实做事情追求极致是好的”，但要避免工匠精神可能会带来死板，“如果你有工匠的精神，有艺术家的创作，发展更好。”

    传承 “留下的都是有缘分的”

    屈峰、闵俊嵘这批2004年左右进入故宫修文物人，是接近“80后”的“70后”，他们和师傅的年龄相差30岁左右，代代相传的是鱼鳔胶、猪血拌石灰等古人们的经验。

    “我上面应该再有一代的”，闵俊嵘觉得，这实际是一种断代。他入职时漆器组只有3个人，发展至今有8个人，但只有3个人接受过老师傅的指导，现在和之后的工作大家需要摸索着来。

    比漆器组幸运，木器组还有一位三代在“宫中”修文物的史连仓老师傅，他手上的木刨用了40多年，传承自他的父亲。史连仓也记不得自己修了多少件文物，“就是一天天地做木匠”，就这么过了30多年，连工作间都似乎没什么变化，只是在过去十多年里，多了几件屈峰的木雕作品，还有一些小设备——小电锯、小铣床以及水洗工作台。他从父亲处学会了木匠的手艺，再一点点教会徒弟谢扬帆，故宫内匠人们的技艺，不知以这种形式延续了多少年。

    闵俊嵘觉得师徒制有种约束力，“必须对徒弟负责啊”，还得接受考核。如果仅仅是同事，就是互相切磋与合作了。相比而言，人倒不是太重要的问题，“招人比片子(《我在故宫修文物》)还火”，闵俊嵘说，故宫今年预计招一两百个人，报名者达到了两万多人。

    但漆器组过去十多年也只是增加了5个人，“我们招人的时候特别严格，也会讲清楚要求”，闵俊嵘说，这就是双向选择，应聘者也会考虑经济、工作习惯等方面的问题。来了的人就没有走的，所以他觉得，“留下的都是有缘分的”。

    史连仓也这么认为，从1955年父亲进入故宫文物修复厂，到上世纪80年代他接棒，“就是种缘分”，他习惯了在“宫里”的生活。明年该退休了，史连仓觉得，自己会返聘“回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