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包公立医院”须且行且珍重

    （《羊城晚报》8月20日）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毫无疑问是公立医院的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就是回归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尽管医保的覆盖面和救助力度近年来都在不断增强之中，但公众的支付能力与高昂的医疗费用之间仍有很大差距。所以毋需讳言，“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疗行业的逐利冲动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很长时间以来，无论是业内还是坊间，都认为“以药养医”是导致“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源，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的医改也大多以此为着力点，具体举措就是取消药品加成，通过理顺药品价格体系来平抑医疗高收费。这种改革思路本身并没有错，医疗机构的“赖药性”确是造成看病贵的最大推手，但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破除“以药养医”是否就能让医疗价格明显回落，达到人们期待的水平？

    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方面，医疗机构市场化改革以来，“以药养医”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惯性，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尤其是考核评价体系都围绕其展开，显然不是说破除就能破除的，必然会经历一个阵痛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药品加成是公立医院和医生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取消，收入减少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个利益“窟窿”谁来补，又是否能补到位？以广东为例，取消药品加成，80%由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来弥补，10%由政府补贴。前者依然会转嫁给社会和个人，而后者在公立医院的支出比例中也只占很小一部分。就此而言，公立医院依然无法遏制其逐利性，公益性自然也难以回归。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涉及医疗体制的改革，而改革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不能仅仅由医疗来承担，或者承担其中的绝大部分，政府财政同样应该给予有力的支持。取消药品加成之后，公立医院的盈利格局和成本支出大体固定，“节流”的空间有限，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公共财政来“开源”。“政府包起公立医院”，实际上就是指公立医院公益化进程中的责任担当。这与政府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体系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道理是一样的，支付能力强的群体可以到私立医院寻找更优质化的服务，但基本的医院服务则应由政府来保障。

    政府包起公立医院，当然也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还需要更为科学和精细化的配套制度来保障。比如政府包起来之后，医生的收入有了充分的保证，会不会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导致“财政养懒汉”现象的出现，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吃大锅饭”？对公立医院而言，有了“靠山”之后，会不会失去改革动力，乃至降低医疗服务品质，公益性会不会成为效率低下的代名词？这些都并非杞人忧天。预防和杜绝这些问题的出现，既要靠公立医院内部建立起正向激励机制，也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