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款离去”折射慈善监督焦虑

　　穿裙子戴假发男扮女装，在成都街头摆摊卖卫生巾，为患白血病的2岁半女儿筹集医药费，王海林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他称，10日短短一天，全国各地的好心人向他的银行卡里汇了41万元。然而，当女儿还在医院治疗的时候，王海林却突然带着巨额善款去了济南。他和他的家人，出于某种顾虑和安全考虑，也不愿向媒体和好心人透露后续收到的捐款数额。

　　从引起关注至今，“卖卫生巾救女”不过四天，但就是这短短数天，让网友迅速经历了从感动、捐赠到质疑频繁变换的内心冲击。尤其是，当女儿还在医院治疗的时候，王海林却突然带着巨额善款去了济南，不免让公众隐隐担心：这笔善款能否得到合理使用？

　　但是，仅因王海林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便度人以恶，也有违必要的理性。不否认，王海林作为受赠者基于道义，有必要保持自身行为的透明度，以满足接受社会监督的公益伦理。然而，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给公众一个交待，也会使得公益变成一种硬邦邦的物质施舍，使得受赠者戴上道德的枷锁，有违慈善的本义。

　　事实上，关于王海林“携款离去”的讨论，放大了公众对慈善捐赠资金安全的隐忧，折射出社会对公益慈善受助透明度与监督的焦虑。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王海林并没义务向他人透露捐赠数额和如何支配这些财产，除非好心人提前表明要求受捐者必须公布使用方式才进行捐赠。并且，受赠者有顾虑和安全考虑，也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媒体充当唯一监督者的语境下，在法律无约束与道义有要求的背景下，王海林选择“携款离去”很容易加剧社会质疑。显然，这对社会公益慈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个案表现出来的是网络时代直捐的共性问题，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如上半年发生的“跨省抢孤”事件，都折射出慈善立法的滞后。对于直捐得来的善款，理应与自有财产有所区别，受助者应当将自身部分权利让渡给社会公益，满足公益透明的伦理诉求，并对使用做出适度合理的约束。对此，应当加快慈善立法，以确切的规则固定下来，并纳入到常态的监督渠道中来，而不是总靠道义兜底和媒体关注来推进。(记者 房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