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甘肃民国日报》所刊订婚启事和退婚启事
茅盾在兰州与进步人士合影
原标题：抗战时期兰州的社会风习
作者：李文杰
抗战时期，由于兰州是甘、宁、青、新四省的交通枢纽，也是苏联援华通道的中转站，沦陷区的一些机关、团体和学校纷纷避难迁兰。他们的到来，打破了兰州长久以来的沉寂与封闭，打破了兰州人旧有的生活节奏、生活秩序、生活条件及礼仪风俗。
社会观念逐渐开放。抗战爆发后，随着大量新式学校的迁入和兴办，随着男女同校制的实施，使兰州学子在充分感受到宽松开放的新风气的同时，也有了更自由和更广泛的交往机会。再加上此时许多宣传婚姻自由的书籍、文章的流行。兰州男尊女卑的观念首先受到了激烈冲击。市民们不仅逐渐接受了让女孩子接受教育的观念，而且在行动上纷纷响应。据《甘肃省志妇女志》统计，兰州女子中学从1940年创办起招收学生140人，到1945年增至394人，五年间增加了近3倍。知识界、职业界的一批青年男女，他们抛弃了传统的门第观念，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标准，不顾家庭社会的反对，大胆追求志同道合的伴侣。《甘肃民国日报》有这样的退婚启事：“龙懿霖、闫玉兰退婚启事：我俩前蒙王君介绍，有订婚之言约。因原来取玉兰，本人同意此项婚姻，同原介绍人王君秀并萧君新民将原送订婚财物完全退回，双方情愿退婚，特此声明。”可见，当时在兰州，婚嫁自由了很多。
生活方式逐渐新潮化。抗战时期的内迁人口，多数来自东部和南部等较发达的地区。首先吸引兰州人的，便是他们新潮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示范之下，兰州人的生活方式不再是宣侠父笔下的：“这批学校的学生，大都是穿着土布的长袍马褂，鼻上架着铜圈的古老眼镜，我们虽然不一定以服装漂亮来做思想进步的标准，但是他们这种古色古香的前代衣冠，多少可以表示出他们保守的精神，未免使我们望而却步。”
抗战时期兰州饮食习俗最大的变化，就是各地风味不断涌入，打破了战前单一的饮食习惯。西餐馆、咖啡厅也大举进入兰州，许多上流社会人士常到这里会客休闲，吃西餐逐渐成为一种时髦之举。对外来风味的吸收乃至西式糕点、餐饮的喜爱，也已成为抗战时期兰州饮食习惯的一个特色。
抗战时期兰州的建筑也有变化。20世纪40年代的兰州盖起了西式建筑，比较时尚的建筑有西北大厦、水利大楼、贸易公司大楼、女中美龄堂、省银行大楼等。而且出现了招待所，环境、服务都不错。与旧时的客栈相比，这种新式旅馆不仅在规模和建筑上突破了小本经营和土木结构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在内部设施上注重了卫生条件和现代附属设备。
抗战时期的理发也有很大的革新。战前兰州的理发店古老而简单，理发的主要工具是剃头刀，而且服务对象几乎没有女性。战时的疏散，使兰州出现了很多新式理发店。这些理发店光线充足，工具考究，顾客坐的椅子舒服，理发工具要消毒，理发师也要戴上口罩。理完发后，还要给顾客洗头，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此外，一些理发店还有烫发设备，一些爱美的女士纷纷前往尝试。
抗战时期，兰州的一些传统礼仪习惯也得以革新。比如一些青年人受欧化风气的影响，放弃举行传统的结婚仪式，而采用新式婚礼。婚礼基本上废除了传统婚礼遵循的“六礼”，男女双方自由恋爱或经别人介绍认识，彼此情投意合后便举行婚礼。当时的《甘肃民国日报》就有这样的订婚启事，如周志龙、白秀莲订婚启事：我俩承蒙熊汶德、吴老太太两位介绍，并经双方同意，谨择于十一月二十日在兰订婚，特此敬告诸亲友。举行婚礼时，请一二位年高有望者为证婚人，立于中间，另请介绍人、男女主婚人立于证婚人左右，新夫妇盛饰对立，向来宾行新式的三鞠躬礼，证婚人训辞，介绍人致辞，来宾致辞，主婚人答辞，新夫妇——鞠躬答谢，婚礼遂告完毕。夫妇摆几桌宴席，宴请宾客，尽欢后散。
社会心态渐趋宽容平和。抗战时期，大量的外来人口，不仅为兰州带来了先进的科技文化，促进了兰州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他们与兰州人朝夕相处的岁月中，大家互相学习，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宽容、平和的移民社会心态。兰州人对外来事物的态度开始由怀疑、否定转为吸收、认同，心态日趋开放。与此同时，这些外乡人在饱尝了离乱流亡之后，大多以兰州为家，同兰州人民一起工作，一起劳动，一起支援抗战，共同的追求和奋斗，使他们与兰州人民逐渐相互理解和接受。比如，“沿海大城市沦陷后，一些在全国知名的文化人士如顾颉刚、萧军、塞克、丛德慈(原西安《解放日报》总编辑)、矛盾、张仲实、赵丹、王洛宾、王为一、吴渤(白危)等，在兰州除了办报刊，还进行讲学、演讲等活动”，这对兰州的抗日文化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抗战时期兰州社会风习的变化，是在突发的战争环境中形成的，它所展现出来的鲜明特色，不仅反映了兰州城市近代化的曲折、艰难的前进道路，也为兰州社会发展模式留下了可贵的启示，值得我们关注。
【延伸阅读】
沈宗琳与《甘肃民国日报》
沈宗琳(1913-1991)，江苏江阴人。上海私立中国公学政治系毕业。曾任上海晨报国际版编辑，《甘肃民国日报》编辑、编辑主任，中央社兰州分社编采组长，中央社迪化分社主任，1944年底调中央社总社。1949年，随中央社到台湾，1953年任总编辑，长达20年。1973年，被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还给台北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华日报》、《民族晚报》撰写社论，并在“国立”师范大学任课。
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甘肃民国日报》夜班编辑到撰写社论、专论、翻译国际时事论文，主编副刊，撰述《国际一周》专栏，参与重要采访。
《甘肃民国日报》在沈宗琳的努力下，从1938年下半年起，创办《国际一周》及《国际政治名词浅释》、《国际论文选》、《每周文摘》(内容以国际时事为主)等。他到处搜集各种外文报刊，选译专稿。如《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匹茨堡日报》、《美亚杂志>等。约数十篇论述国际时事的论文，发表在《甘肃民国日报》上。这些译稿的论题，包括：《美国与中日战争》、《国际局势在转变中》、《希特勒所答应日本的是什么?》、《这是日寇侵略的致命伤》、《美国与新中国》、《美国对于远东的责任》等。还撰写了大量论述国际时事政治的社论、专论、星期论文以至小言(短评)等。1939年6月，当英法同苏联的谈判长期无结果时，他在“小言”《需要快动作》中说：“反侵略大团结运动，各国应从大处着眼，当机立断，不应该再走蜗牛式的迂回路。”8月13日又以《英国注意》为题说：“吾人谨以至诚奉告‘洋伞’外交的英国：助长侵略火焰，不啻引火自焚，英国切勿‘匿得眼前疮’而贻患于将来的身体。”当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又在《欧局的风云》中指出这个条约“无非是德国想暂时缓和苏联，拆散英法苏团结，以攫取但泽与波兰。”当英国宣告“对德进入战争状态”后，9月5日在《欧局一转》中指出：“反侵略的国家一定会站在一条线上”，6日在《欧战揭幕》中指出：“德军已经踏上了第一次欧战的覆辙。”后来事变的进程证明这些论述是正确的，具有远见的。
沈在《甘肃民国日报》主编的副刊《生路》、《每周文摘》、《文摘>、《集纳双周》等也都颇有特色。如《集纳双周》第16期，集中反映各个敌战区域的状况，总标题是《王道乐土写真集》。其中关于“东北”的小标题是：“仍然要用刺刀来统治”。“满州社会的天下”、“被廉价收买的奴役劳动力”、“看九十万烟徒”。关于“上海的小标题有：“祖国之音系住人心”、“上海永远在斗争中”等。关于香港的小标题有：“米吃人”、“苟延残喘的商业”、“死神与恐怖统治下”、“八十万同胞不忘祖国”。
他主编《生路》是一个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副刊。主要发表反映抗战、反映论陷区人民生活和日寇暴行的作品，还发表过一些翻译作品，包括译自日本、英美和帝俄的作品。发表过一些反映日寇占领下的城市状况的通讯，以及纳粹集中营疯狂杀害无辜的作品。
他被调到重庆后，还为《甘肃民国日报》定期撰写《重庆两周》，揭露时弊。1945年4月的《黄金臭事》中，揭露了特权阶层利用黄金牌价调整的机会，大量套购黄金期货的经过。文中说财政部虽然正式宣布了处置办法，“但舆论和民心并不满足，他们要求处罚这些利用职务的贪官污吏和银行人员。”在《黄金案续志》中又说：“对此等罪魁，透露消息者之追究，呼吁尤烈，揭出参加会议的五人，宋、俞为首。”宋即行政院长宋子文;俞即财政部长俞鸿钧。在《从商场看战场》中，由豫鄂会战说起，“在地图上，襄樊、南阳、老河口、汉中一连串形势，使不健忘的人们联想了衡阳、桂林和柳州的惨剧，于是市场第一个反映是河南香烟价格暴涨，……”这里的妙处是“使不健忘的人们联想了衡阳、桂林和柳州的惨剧”，因为国民党官方是一直竭力掩饰几个月前发生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大溃退所造成的那场惨剧的，而且从来也不把它叫作“惨剧”。
选为省文联音协副主委。1958年，任张掖艺术学院(后合并为师专)音乐科主任兼校委委员职务。1960年，赴上海参加“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性的音乐观摩大会。(文章摘自《兰州人物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