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补丁”与“治根本”

　　著名学者梁思成曾预言：“北京城不会得‘感冒’，但总有一天它的交通会得‘心脏病’。”如今，交通患上“心脏病”，已非北京一市；不少大城市高峰期市区行车速度赶不上步行，绝非夸张。据统计，全国600多个城市中，约有三分之二在高峰时段出现交通拥堵。

　　从分区域“限行”到全路段“限号”，从摇号“限牌”到收费“限停”，一些城市的治堵举措不可谓不多，但“拥堵之殇”并未根本缓解，这些措施也被公众揶揄为“打补丁”。其实，拥堵的症结在哪，“打补丁”能否治根本，相关部门并非不明白。早在2012年5月，上海市交港局负责人谈到治堵时说：“发展公交优先，才是治理交通拥堵的根本措施”；同年8月又表示：“在上海公共交通体系还没有达到充分的便捷、安全、畅达之前，储备政策(包括征收拥堵费之类)都暂不出台”。昔日之言，今日重温，令人五味杂陈。

　　一边是相关部门出台治本之策的承诺，一边是“补丁摞补丁”的现实，“打补丁”与“治根本”的矛盾、认知与行动的背离绝不止治堵一例，折射的城市管理观念问题更是不容忽视：“懒政思维”，讲到治理就是限制、说到管理就要收费，表面上看是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对头、方式有问题，以“堵”解决“疏”、以单一手段解决复杂问题，实质是期待所谓的“万灵药”、一揽子解决问题；“本领恐慌”，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想不出好办法，拿不出好对策，只能靠临时措施救急，拿“补丁”政策塞责，非但不能解决问题，本身也成了亟待搬走的“绊脚石”。

　　治顽疾，需要跳出问题看问题。“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多角度、全方位看问题，才能进行全面思考、找准问题症结、提出有效对策；就问题谈问题，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囿于当前、忽视长远，或偏于一隅、难谋全盘，不是被问题牵着鼻子走，就是只能摘到“低处的桃子”。拿治堵来说，造成拥堵的原因有很多，有收费停车位占据车道、不文明行为添堵，更有公车多、管理水平低的因素。如果就拥堵谈解堵，就难免只看到车辆迅猛增长而忽视其他，光想着从私家车上找问题、从公众身上找答案，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既不合理更不公平；由此而出台的措施，注定先天不足，难逃“补丁”之嫌。

　　治顽疾，更要贴着骨头下刀子。“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根治顽疾，关键要击中要害、打中“七寸”，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免“按下葫芦浮起瓢”。正如断箭疗伤，看似解决了问题，其实留下了隐患；刮骨去毒，虽一时痛楚难忍，却能断除病根。拿治堵来说，城市功能定位与容纳能力、汽车时代突飞猛进与公共交通严重滞后的矛盾，是拥堵的根本症结所在。如果不多从疏通大动脉入手，而仅从畅通毛细血管着眼，看似努力用功，实是回避问题。没有大刀阔斧，只有小修小补，往往出台的举措越多，补丁摞得越厚，离问题的解决就越远，甚至还会产生新的问题、留下新的障碍。如伦敦虽然从2003年开始、5年内征收了5亿英镑的拥堵费，而仅2007年用于行政管理支出的费用就达1.6亿英镑，真正用在发展公共交通上不过1000余万英镑；不断膨胀的管理机构、日益增添的人员设备，既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又给管理增加了难题。

　　扁鹊见蔡桓公时说，“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对症下药，方为良医；除病断根，方为良药。治疗交通“心脏病”显然不能靠“打补丁”，在这个问题上，理解不难，难在行动。是多拿治本之策还是继续“打补丁”，不仅考验城市管理者的理念和智慧，更关系到社会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