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

    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沙浪河的涛声》。

    这本书出版于1979年早春，正值文革风暴后文艺复苏的初期，时过三十多年，早已沉寂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但作者走过了数十年创作岁月之后，回首昨日，想到这部试笔之作艰难的写作过程和曲折的出版经历，倒是颇有些趣味，兴之所至，便想提笔写一篇文章来。

    这本书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敌后游击队地下斗争的故事。我的家乡豫东农村是有名的革命根据地，在我爱好文学之初，就搜集到好多革命斗争故事，很想写一本长篇小说出来。于是，写这部小说就成了我文学道路的开端。

    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正在面临着一场狂风暴雨，举国上下已没有一本文学刊物。我的小说写到两万多字，只得暂时放下了。那时候，我的一些文学朋友听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说是新疆在大量收人。为了文学，我们都想到大西北去开阔眼界，阅历新奇的生活。于是，我们几个好友毅然踏上万里长途，远走天山，加入了涌向大西北的盲流大军，去浪迹天涯。

    在边疆辗转两年后，我又来到河西走廊，在张掖农村扎下了根。当生活稍为安定一点后，我的文学梦又催促着我拿起了笔。这时我的手头已没有以前写下的一页稿纸，但原先那些人物依然活在我的心里，他们甚至一天都不曾离开过我。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我在农家小土屋里伴着一盏小油灯，一口气写出四万多字。这便是那小说的第二稿。那时写出稿子也无处可投，就又回过头来写第三稿、第四稿。每写一遍都增加一些人物和情节，增添一两万字，第五稿已写到十万字，小说中多半情节都是虚构出来的了。小说的名字也变了几次，最后定名为《拂晓》。

    当我写出第五稿时，手中拥有10万字，岁月的车轮已到了70年代中期，我斗胆将我的小说寄往作家出版社。

    稿件寄出去许久没有一丝消息。大约过了一年多之后，我意外听到一个讯息，说是有两个北京的编辑来西北出差，路过张掖，曾向当地政府部门了解我的情况。啊！那一定与我的稿子有关。我心里也明白，那时发表作品要对作者进行政治审查的，我本人虽无任何污点，但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成分，仅这一条就够要命的了！

    那时候真是太苦太苦了，我在苦难的生活中奋力挣扎，把文学视为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文学就是遥远天际的一束火光在召唤着我。在那几年中，我不只是写一部《拂晓》，与此同时还写着另外三个中篇。我采用车轮战法，一遍一遍地轮流写这四部稿子，当四部小说都写完一遍之后，就回过头来再开始一个新的轮次。当那几部稿件都写了多遍之后，我把一部六万字的《河西走廊歌》寄到甘肃人民出版社，另一部17万字的长篇《第一步》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那些年间，偶尔也会闪现出一点让我欣喜的讯息，例如张掖县文化馆曾收到上海出版社发来的公函：“你处田瞳的作品《第一步》有进一步修改基础，请将该同志的情况涵告我们。”继而甘肃人民出版社也直接给我来信说，我的中篇《河西走廊歌》已送领导审阅。这些好消息都让我孤寂的心得到了一丝安慰。可是，谁能给我负责呢？我的作品只能被打入冷宫，再无下文。

    幸好，历史的车轮转到了1978年，天空终于放晴了！那年春天，我带着《拂晓》第六稿来到兰州。此时这部小说已增加到17万字，是一部长篇的规模了。我到兰州，接待我的是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张正义老师。那时节政治空气已宽松许多，出版社决定留下我修改这部作品，不过多少还是有些担心，毕竟极左的阴影尚未散尽，只怕在某个环节上出了差错而节外生枝，于是采取了一个“曲线”策略，先往我所在的县上发一公函，说要调你县作者田瞳来出版社修改作品，过了三天又发出第二封涵，说是你处作者田瞳正巧回河南探家路过兰州，我们把他留下改稿了。这一策略无非是走个过场，事实上这事也无人追究，我就安心留在兰州投入写作了。

    出版社把我安排在兰州战斗饭店(今和平饭店)，吃住全包，并派张正义老师担任我的责任编辑，陪着我住在饭店。那个明亮的春天，我的写作状态出奇地好，面对着我的17万字，我又拟了一个新的提纲，重新从第一个字写起。写作进展异乎寻常地顺利，每天，我的笔一飞起来就停不住，根本就不需要再想，小说情节在稿纸上自然流淌，并汹涌地冲破了我拟定的提纲框架，有好多情节都是自己临时跳出来的，完全不受我的节制。

    我在战斗饭店明亮的房间里奋笔疾书，整整两个月里，除了到楼下吃饭，没下过楼一步。两个月奋斗，终于写完了！17万字变成了27万，一部沉甸甸的长篇，最终定名为《沙浪河的涛声》。那时印刷还是手工排版，速度极慢，稿子在印刷厂度过了多半年时间，等到书印出来已是1979年2月。据说那是甘肃省建国以来的第四部长篇小说。第一版印了10万册，第二年又加印7万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同步安排了长篇小说连播节目，连续播出了三个多月。当然，这本书一出来，我的文学道路上又生出许多新的故事，不过那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