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老文艺兵

12.11.2014  12:20

    刘秀良同志是兰州电影厂的一位老同志,原籍山西五台县人,1927年出生,12岁参加红军,当了一辈子文艺兵。我采访时,他说: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到达华北。不久,日本鬼子疯狂侵略我晋察冀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搞“无人村”。这时,红军改编成抗日救国的第八路军,我也随军在晋察冀前线与日本鬼子英勇作战,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战、鸽子岭大战、娘子关大战等一些战役。

    一天,从陕北瓦窑堡来了一位年轻人,专程来前线招收经过战争考验的“小八路”,让我到宣传队演女娃。我演的这个女娃是在日本鬼子疯狂大扫荡时,勇敢反抗日本鬼子的小姑娘,她坚强不屈,英勇就义,死前,她响亮地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因为我演得好,从此就留在了宣传队,参加党的文艺宣传培训。

    之后,我们这批从晋察冀前线来的500多名战士,身上带着秘密文件,带着比自己生命还贵重的几大袋国民党法币票子,冒着敌人的炮火,穿越敌人的12道封锁线,从河北省的黄泥经绥德、米脂到黄河渡口,来到延安。这些法币票子,可以解决延安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能够在蒋(蒋介石)管区购买各种物资。迎接我们的同志,为了感谢我们,给了我们每人一碗绿豆凉粉,我们吃得特别香。

    第二天,队长带着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延安的大礼堂。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看到我们的队伍,全都迎了过来,真是激动极了。毛主席让我们和延安的首长一起观看鲁艺的节目,其中有“列宁在1918”。节目很好,可是我们一路长途跋涉急行军,实在是太累了,都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在延安,我们学习唱歌、跳舞,拉琴、画画,掌握各种乐器,刻印传单,办黑板报,护理伤病员,这一切既是基础,也是本事,这些本事在后来的部队文艺工作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常年的演出中,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宣传队在延安为战士们演出《白毛女》。当战士们看到欺压喜儿的地主恶霸黄世仁时,个个义愤填膺,有个战士情不自禁地举枪射击,幸亏被旁边的人及时制止。当时剧场全体起立,台上台下一起振臂高呼:“解放大西北,为喜儿报仇!”从中,我深深感受到革命文艺的伟大力量。

    在延安搞文艺,我们写诗,跳舞,编节目,还在群众中收集民歌,这首“富人穿绸挂锦缎,二格楞大车挂走马。穷人是糜子窝窝包豆渣,烂皮袄过冬又过夏,人和牲口一个家”,就是我收集的。

    1947年,鲁艺的老师创作了一部《火线上》的话剧,表现的是西北战役,由我来演首长。剧情要求,首长一接炸点,炮弹就得把指挥所炸掉。可是因为桌下的道具引线做得太短,结果我刚一接触,炸药就爆炸了,我硬是咬住牙关,一边流血,一边演出。团长心疼的不得了,一下场就把我送到医院。那时医院条件差,没麻药,为了预防废肉感染,医生干脆把我炸伤的手指齐根剪掉了,疼得我直钻心。

    兰州解放后,我担任文工团副团长,带领部队星夜驰骋,追击西去的溃军残敌。途中奉命停止,原来国民党将领陶峙岳在新疆起义了。于是就地驻扎武威城,为群众演出《白毛女》、《血泪仇》。这两场戏,看得穷苦群众直哭,真是演到他们的心里去了。

    1959年,西藏达赖叛乱,我又奉命前往西藏,这一去就是20年。期间,我们这个由陕北老红军创建的西藏军区文工团,做到了“月月有晚会,处处有歌声,假日有活动”,真正体现了人民军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风貌,我团创作的歌曲《我的家在日喀则》还风靡全国。

    1963年,我们12个战士的诗朗诵“边防战士想念毛主席”和根据中印反击战排演的独角戏“一个印度兵”,被罗瑞卿大将观看后推荐给了毛主席。不久,周总理就让我们专程从西藏来到中南海,要我们把节目演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看。毛主席看了很激动,演出刚结束,毛主席就来到我们身边,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照相留念。大家至今回想起来,还在说:“跟着你进京给毛主席演戏,幸福了一辈子。

    1978年,全军100万人大转业,战略转移向经济建设,全面改革开放。一路喝延河水、唱东方红的我也年过五十,即将进入干休所。不料,这时我的老战友——时任甘肃省宣传部长的吴坚,亲自写信给我,说欢迎我到甘肃来,负责筹建电影制片厂,并准备担任厂长。盛情难却,何况我刚年过五十,并不老迈,还想做一番文艺事业,就想也没想地放弃了去成都军区干休所颐养天年的待遇,脱去军装只身来到了甘肃,成为地方上一名想做事的老百姓。

    然而世事多变,来到兰州,筹建电影制片厂的事却被放到了一边,改让我到省曲艺队当队长。省曲艺队人才济济,其中有6位老师是甘肃专门请来的曲艺专家,常保田老师更是家喻户晓的资深老艺人。看到他们,我信心百倍,干劲十足,为了振兴曲艺,我招兵买马,建设队伍,紧接着连拍了三个相声剧,演出之后,社会反响不错。

    从个人利益上说,我吃了亏。因为在军队,我可以享受中将的待遇,不但自己颐养天年,无忧无虑,而且家庭子女也都不会受委屈。可是,从发展党的文艺事业上来说,我无怨无悔,即便成了老百姓,仍然赤胆忠心,矢志不移。

    1992年,省文化厅聘任我为特邀联络员,同时担任省老干部合唱团的团长、模特队的队长、省延安精神文艺演出队的队长。先后率团前往上海、无锡等地参加全国性的文艺比赛,一些节目分别获奖。我们的团队,深入基层,面向大众,弘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当我看到那些坐着轮椅前来观看演出的老战士,看到那些工人农民恋恋不舍的目光,我仍然感到青春火热,责任在肩。当我们走进监狱,为那些失足青年演出时,我远远望着他们真是百感交集,忍不住站在台上大声地对他们说:“大墙里的孩子们,墙外的爷爷奶奶来看望你们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底下是悔恨的哭声一片。

    唉,人的一生其实很快,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转业不转向,退伍不褪色。只要我活着,就毅然忠诚党的文艺事业,无怨无悔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