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有过正派的人——从《白鹿原》谈起

一

那天去看电影《白鹿原》，散场后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对于黑娃、田小娥这些二十年前让我血脉贲张、眼红心热的角色通通无感，反倒是白嘉轩、鹿三这两个古板硬气到冥顽不化的老家伙叫我感怀不已？

毫无疑问，我既不认同白嘉轩代表的纲常伦理，更不接受鹿三的杀人行径。思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白嘉轩与鹿三这一主一仆，尽管地位悬殊，但穷且弥坚的品性却是出奇的一致，无论大时代如何变迁动荡，也不管社会怎样信仰大破、人欲横流，在他们的眉宇间总能找到“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这八个大字。

没错，就是“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虽然白嘉轩不能与时俱进，虽然鹿三有些愚昧甚或残忍，但是他们始终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试图活出一个人样来。

白嘉轩无疑浓缩了中国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然而，这样的正派人生绝非儒家精神的专利，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非儒家传统的西方人同样推崇并且能够培育出正派的品格。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就给我们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在不久前的美国总统竞选造势大会上，米歇尔自述她的父亲是城市水厂的一名泵浦操作员，患有多发性硬化症，饱受病痛折磨，不良于行，但是米歇尔从小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番场景：每天早晨，父亲抓紧他的助步器，用浴室的洗脸池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缓慢地刮好胡须，扣好制服去上班。当结束了漫长的一天工作后，他再一点一点地挪步上楼回家，拥抱米歇尔和她的哥哥。

米歇尔说：“无论多么艰难，我父亲从未请过一天假……”为了让兄妹俩接受良好的教育，父亲哪怕贷款也要资助他们读大学，“他从未让我们因为姗姗来迟的支票而错过任何一个报到截止日期”。对于父亲来说，衡量生命成功与否的方式就是“能否靠工作让自己的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

这个家庭之所以能够安贫乐道，“不嫉妒其他人的成功，也不在意其他人是否比他们拥有更多”。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国家能够给他们未来，相信这个制度能承诺他们希望——“哪怕你出身贫寒，只要你努力工作，做好本职，那么你就能让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你的子女和他们的孩子也会过得越来越好”。

也正是因为能够积极地接受并且认同政治制度，因为有了父辈的言传身教，“我们学会了做自尊正派的人——努力工作远比挣钱多少重要，帮助别人比自己争先更有意义。我们学会了做诚实守信的人——要讲究真相，不能妄图走捷径或耍小伎俩，以及公平争取来的成功才算数”。

美国《赫芬顿邮报》评价这场演讲：“包含了个人情结与国家政策，可算是米歇尔迄今为止最为政治化的一次演说。”然而在我看来，米歇尔的演讲之所以成功，不在于它的政治化，而恰恰在于她还原了政治的本来目的，让人们明白政治不应该是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而应该是并且始终是关乎国民的良善生活，是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个体能够过上有价值、有尊严的正派生活。

二

据说完整版的电影《白鹿原》，最后一幕发生在鼎革之变后，已经荣升滋水县第一任县长的白孝文在群众集会上侃侃而谈，垂垂老矣的白嘉轩站在台下无声地咳嗽，在西北漫天的狂沙中，慢慢地弯下腰去。

我愿意把它视作一种隐喻。虽然孔子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但是当儒家的道德理想脱离了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和政治架构，“有耻且格”（羞耻心与正义感）便将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局，因为在残酷的政治现实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攻势面前，再挺拔的脊梁都会以不自觉的方式弯曲。

1952年，“三反五反”期间，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大学做思想检查，几次下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却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代”。逻辑学家金岳霖前去探望意志消沉的冯友兰，神情激动地对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友兰喃喃自语：“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说罢，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拥而泣，涕泗交流。下午时分，冯友兰继续做检查，这位曾经将人生境界

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哲人刚一开口，就泣不成声，两个小时极其沉痛的自我剖析赢得全场多次掌声，终于顺利过关。

自此以后，历经“五七”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堂堂正正、传统儒家的自尊正派一路走低，直至“化作青烟，驾鹤西去”。少数几个拒绝摧眉折腰的，要么从此缄默不语、自动噤声，比如梁漱溟，要么历经磨难，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比如储安平。

有人这样总结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景观：1.为了一点点利益害人无底线；2.有权的没权的都不看长线仿佛没有明天；3.太多人只关心结果，无所谓是非；4.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劳而获；5.遇事要么冷漠逃避要么阴阳怪气；6.民族主义比色相更好卖。

假使此言不虚，那么我们真该好好琢磨，这个昔日德教甚隆的文明古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三

如果做个思想实验，把白嘉轩与米歇尔的父亲互换身份与处境，我相信前者的腰板依旧会挺拔，而后者多半会在群众大会上涕泗交流、泣不成声。

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

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制度与人心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另

一种声音也开始慢慢流行。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句狠话：“民主自由讲了这么多年屁用没有，要我也鄙视你们这帮讲民主的。”读罢不由心下一惊，原来，在某些没挤上车的人眼里，最该责怪的既非插队加塞的乘客，也非开黑车售假票的司机，而是那些试图重建秩序之人。

转念一想，也是，当希望一再落空，而现实又因为希望的若有若无而益发显得难以忍受，常人自会产生一种厌烦和不耐，并且，这种厌烦与不耐常常不是指向问题的制造者，而是指向希望的提供者。

这种论调虽不科学，但也并非完全不合情理，我猜想他们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你们总是在口口声声地批评制度，可是制度的改变不仅遥遥无期而且根本不知从何入手，你们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但还是像老和尚念经一样没完没了，就好像只有你们高瞻远瞩，只有你们头脑清明不装睡，谁比谁差多少？够了，不要再向我们提供“虚假的希望”，我们已经受够了。

人们之所以会对某种表述感到厌烦，或者是因为它被重复多次以至于有了审美疲劳，或者是因为它被教条地应用以致成了包治百病的万灵丹。但是，也许这个表述并没有打算包治百病，它在特定的语境下仍有其实质意义，也许有时候我们要抑制住审美疲劳反复重申之，因为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

比方说，7月21日，北京暴雨，房山区遭到重创，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当地的两家人，当北京市政府启动救

济方案时，他却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不能享受救济，谁能说这不是户籍制度所导致的问题？

再比如，9月22日，北大法学院召开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研讨会上，来自黑龙江的金女士失声痛哭，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北京上学，有完整的学籍，但在高考来临之际，却面临既不能在北京报名也不为黑龙江接受的两难困境，全家陷入巨大焦虑中，谁

又能说这不是户籍制度所导致的问题？

四

作为社会中的人，每个人都追求“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我们既可以从他者那里赢得“荣誉”（honor），也可以从他者那里遭致“羞辱”（humiliation）。以色列政治哲学家马格利特说，虽然荣誉和羞辱在人类生活中都占据着核心位置，但是相比之下，消除令人痛苦的恶（羞辱）要远比创造让人愉悦的善（荣誉）更为紧迫。

对于分分秒秒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个体来说，最大的他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无处不在并且自始至终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生活远景和性格养成的政治制度。因为不是生在北京，所以即使舍身救人也无法享受最为基本的灾后救济，因为没有北京户籍，所以即使拥有完整的学籍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凡此种种，借用马格利特的观点，就是赤裸裸的“制度性羞辱”。

所谓“正派社会”就是“制度上不羞辱所有人”的社会。对于一个民主社会，它的正派就体现在“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的羞辱”，比如“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而对于一个正在迈向或者宣称准备迈向民主的社会，它的正派就还需要表现在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肆意妄为、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的伤害。

我们曾经有过正派的人，他们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笃行，有耻且格。但是社会并没有保护好这些正人君子。从“三纲五常”，到“红五类”“黑八类”，再到城乡二元户籍制，总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外。

也许时间会促成正派社会以及正派的人快点出现，就像米歇尔所说：“我也许没有机会实现梦想，但也许我的孩子们会有……也许我的孙子孙女们会有……”

（本文选自周濂《正义的可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