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置：一个不朽帝国的光辉印记（图）
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
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泥墙题记《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本栏图片由省文物局提供
记者温波
在酒泉瓜州与敦煌之间的戈壁荒漠中，沉睡着一个距今已经2000多年的古老驿站。如果不是1987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的意外发现，这个记载了汉代大型交通保障体系中的邮驿制度，见证了其对丝绸之路长距离交通和交流保障的驿站，也许将永远停留在文献中。1990年到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历时3年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发掘，共出土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牍23000余枚，其他遗物3000多件，轰动了整个学术界。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意外的惊喜
“悬泉置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汉代驿置机构。”从发现、发掘到研究，20多年的时间，悬泉置遗址已经深深刻在何双全的脑海里。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悬泉置遗址和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玉门关遗址被一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悬泉置的申遗成功勾起了何双全对往事的回忆。
1987年的秋天，时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副主任的何双全一直在敦煌机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9月的一天，参加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敦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给何双全打电话，说他们在距离敦煌60多公里的安敦公路甜水井附近的火焰山南边戈壁滩发现一处遗址，但不能确定时代，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前去鉴别。何双全闻听不敢耽搁，抓紧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后，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岳邦湖等人前去寻找。
由于敦博的工作人员匆忙中没有做标记，仅凭记忆，在茫茫戈壁中要想找到一处遗址无异于大海捞针，前两次寻找无功而返。
第三次，终于找到了遗址，在这里捡到了8枚汉简，大家高兴坏了。根据当时的界定，凡发现汉简的地方，都有重大的考古价值，这一处遗址因此被列为当年敦煌第二次文物普查的重大发现。
汉简的发现让何双全对安敦公路边的这处遗址充满了兴趣。从那以后，每一次去敦煌，他都要到那里去看看，每一次都能捡到汉简。
1988年夏天，何双全和岳邦湖在遗址处意外地又捡到了几枚汉简，其中一枚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纪年简。元鼎六年正是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抗击匈奴、经略西域的辉煌年代，纪年简的发现让考古所的同志们意识到这处遗址价值极大，遂叮嘱敦博的工作人员要认真保护。
1989年10月，敦煌博物馆的同志发现遗址有被盗挖的痕迹，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向国家文物局打报告，请求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1990年5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
1990年10月15日，何双全带着考古队员们进驻发掘现场。虽然还是深秋时节，戈壁滩上已经纷纷扬扬的飘起了雪花。
发掘工作比预想的要艰苦许多，遗址虽然在公路沿线，但是西距敦煌64公里，东去瓜州60公里，南靠三危山支脉火焰山，北临西沙窝盐碱滩。四周没有人烟，寸草不生，唯一水源是遗址东南侧山沟里半山腰中涌出的一眼泉水，当地人称“吊吊水”。
上天注定要给这群敬业的考古工作者一个巨大的惊喜。
发掘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就出土了1000多枚汉简。也就是在这批汉简里，“悬泉置”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两汉时期，它是敦煌郡效谷县下辖的一处邮驿机构，汉武帝时名“悬泉邮”，汉昭帝时改称“悬泉置”，东汉后期又改称“悬泉驿”，魏晋时废置，到唐代又名“悬泉驿”，宋朝以后逐渐废弃，前后延续近400年之久。“悬泉”一名，恰是因遗址南侧山中的悬泉水而来。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和器物数量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遗址的全貌也逐渐清晰起来。
这是一座方形小城堡，门朝东，四周为高大的院墙，边长50米，东北和西南角均设突出坞体的角楼。坞墙采用土坯垒砌而成。坞内依西壁、北壁建有不同时期的土坯墙体平房3组12间(内含一个套间)，为住宿区；东、北侧为办公区房舍；西南角、北部有马厩3间；坞外西南部建有一组长约50米，呈南北向的马厩3间。坞外西部为废物堆积区，整个建筑总面积约2.25万平方米。
从1990年10月开始，到1992年4月结束，近三年的时间，考古队员在悬泉置遗址陆续挖掘出35000余枚汉简。这些汉简根据内容可分为诏书、司法律令、官府文书、驿置簿籍、文化科技及其他杂事诸类，涉及汉代邮驿制度、西北边郡的政治形势、行政事务运作以及汉与西域的关系等多方面。同时出土的3000多件器物也种类繁多，极其珍贵。有货币兵器、农具猎具、丝绸服饰、谷物粮食、石砚毛笔等。特别是悬泉置出土的一封帛书《元致子方书》是中国保存最完整、字数最多的私人信件，至今清晰可读。出土的20多张写有汉文墨迹的麻质纸，已考定为汉纸，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发现的最早纸张，这一发现把我国纸张发明的时间向前推了近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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