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军辩护律师:这几年自杀贪官远比判死刑的多

　　2013年9月10日，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涉嫌受贿一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曙光于2014年10月被判死缓。

　　701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 2015年3月26日面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滑璇

　　(本文刊登在701期《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2月，由于巨额受贿，湖南高速公路系统的两名国企高管彭曙、胡浩龙一审获死刑。尽管二审、死刑复核等法定程序尚未走完，但这枚重磅炸弹，足以令许多正在等待或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涉贪官员心惊胆寒。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3664件，查办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4040人，其中厅局级以上589人、省部级以上28人。由此可见，2015年将成为贪腐官员密集受审的一年。

　　中共十八大后，反腐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但在严格控制死刑的大背景下，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贪贿获死刑的案例几近于零。此次，湖南娄底中院一案判处彭曙、胡浩龙两人死刑，似乎是在释放严厉反腐的又一信号。这一判例也令针对涉贪官员的量刑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少用慎用死刑不代表不用

　　2001年，36岁的彭曙就职于湘潭市岳塘区政府，38岁的胡浩龙还是株洲市广电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二人通过向时任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冯伟林行贿，顺利进入高管局下属的湖南省高速公路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成为手握实权的正副经理。

　　此后8年，彭曙、胡浩龙二人又共同向冯伟林行贿，并先后入主湖南省高速公路广告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高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等多个国企。2011年东窗事发前，彭曙已是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副总经理，胡浩龙则成为湖南省高速公路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据媒体公开报道，彭、胡履职期间“见缝插针，四处插手项目招投标”，不仅涉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公路广告，还染指“新时代广告文化园”等房地产项目。经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2002年至2010年间，彭曙受贿人民币1.8815亿元，胡浩龙受贿人民币1.7007亿元、港币10万元，二人犯有受贿罪、贪污罪、泄露内幕信息罪等，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判决一个月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全国两会期间向媒体表示，湖南对高速公路领域“塌方式腐败”的反腐态度是“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有法律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彭、胡二人虽然均在上诉，但在省委的上述表态之下，湖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很大；即便到了死刑复核层面，最高法院恐怕也会保持逻辑上的统一，予以核准。

　　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卢建平看来，目前的反腐工作有两个着眼点，“一个是底盘，一个是天花板”。而彭、胡的死刑判决，正是“底盘与天花板的相互适应”。

　　按照卢建平的思路，目前经常提到的对腐败“零容忍”，正是中共反腐的“底盘”。这个“底盘”表现在法律层面，就是对贪贿行为降低打击门槛、扩大打击面。2014年后，中纪委网站一周数人、甚至一天数人通报被调查问题官员的频率，检察机关一万多人的职务犯罪查办数量，都是对腐败“零容忍”的明证。“但‘守住底盘’并不意味着每人都要判个十年八年。”卢建平说，对于大多数人，刑罚力度还是相对较轻。

　　而反腐的另一重维度“天花板”，代表着重罪重刑的上限——也就是对最严重的贪贿行为适用死刑。“如果自始至终一个贪官都不死，会有人感觉反腐像哄孩子一样，只是轻轻拍一拍。与零容忍的下限相比，上限就会显得不协调，有些交代不过去。”卢建平认为，对彭、胡案的判定透露出一种态度：对于贪贿犯罪，少用慎用死刑不代表不用；必要时，死刑还须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