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稳增长需要基建投资这个“支点”

9月8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支持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政策公告，强调综合运用加快财政资金下达拨付、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结构性减税、债务置换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强化对棚户区改造、污水处理、配套管网、铁路、重大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的财政支持，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截至目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已经下达全年预算的95%，中央基建投资预算已下达96%。紧接着，国家发展改革委在9月15日批复了总投资额达161.73亿元的6个基建项目。与此同时，国务院宣布下调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项目等固定资产投资的最低资本金比例，将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5%降为20%，将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机场项目由30%调整为25%。

笔者认为，这些举措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型“结构性财政支持计划”的一部分。尽管经济学文献中对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尚缺乏精确的估算，但诸多研究已经表明，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在经济低迷期要远大于一般时期。保守的测算显示，本轮结构性财政支持计划有望在未来3年每年带动约2万亿元规模的投资，这将对稳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

客观来看，当前全球经济错综复杂，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外部需求依然低迷；国内经济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也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作为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和社会处在“骑自行车式”的动态平衡之中。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防止增速断崖式下滑，对于就业、金融、财政、社会稳定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化改革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固然十分重要，但寻找当前的增长支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也是必要的——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是这样一个重要“支点”。

笔者认为，一方面，尽管基础设施在过去30多年间有了长足的改善，但我国的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另一方面，在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恰恰有充分的储蓄资源、剩余产能以及劳动力供给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一边有需求，一边有供给能力，表面上看起来显然应该扩大投资，这似乎是最朴素的经济学原理。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基础设施具有特殊性，一曰外部性，二曰现金流不匹配。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的机制，将供给与需求匹配起来。

与上一轮4万亿元计划相比，本轮财政支持计划具有若干特点。这些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4万亿元计划不足之处做出的校正和改进。

首先，本轮计划的规模远小于4万亿元时期。

其次，本轮计划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更有针对性。项目类型上集中于路桥管网、轨道交通、大型水利工程、保障房建设等方面，不仅避开了产能过剩行业，而且有利于过剩产能的消化。地域上也更多地侧重于中西部地区。

第三，在融资方式上，4万亿元时期主要依赖于商业银行体系，而本轮计划的融资强调优化对金融工具的使用、盘活财政资金存量以及通过PPP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建项目一般具有投资周期长、收益慢的特点，现金流错配问题比较突出。融资方式的改进不仅有利于基建投资的开展，也有助于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其他实体经济部门。

最后，通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范了地方债的发行，用市场约束机制来强化财经纪律，优化资金配置效率。这些机制改进如果能落到实处，将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以往政府主导投资过程中出现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