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应由谁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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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已成政策必然。在此基础上,应实施由市场起主导作用的弹性退休制度,同时根据退休年龄及时调整社保缴费政策。当延迟退休经过多年反复论证,早已脱离了最初弥补养老金缺口的单一出发点,成为关乎大陆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供求等更高级别调整与变化的民生政策之时,公众几乎已经形成了这一政策的势在必行的心理预期。因此,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舆论的关注点也已经从是否会推出,转移到何时、以何种形式推出,以及施行后可能出现哪些问题等细节分析上。作为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延迟退休可说是“十三五”规划期内要完成的重点民生工作之一。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曾公开给出延退时间表:2015年制定方案,2016年在报经中央同意以后向社会征求意见,并根据征求意见的情况修改完善,预计在2017年正式推出,最迟2020年之前肯定出台。
延退方案细则渐趋明朗
近年来,几乎每一次官方提及延迟退休,都会激起一轮舆论热议。2016年1月,人社部公开了新一年度的民生工作清单,延迟退休方案出台赫然在列。
对此,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目前方案仍在抓紧制定中,需要综合考虑包括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供求、劳动者受教育年限、预期寿命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进展情况等多种因素。目前正在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考虑,会适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最新进展,令延迟退休再度成为今年两会重点关注话题。
根据人社部的解释,大陆已经执行了60余年的法定退休年龄,是中共在建国初期根据人均预期寿命40余岁的标准制定的。而当前,大陆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4.8岁,老标准依然无法实行新变化,不仅形成了养老金收不抵支的风险,还影响政策的代际公平原则。
截至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不同政策研究机构、学术机构和相关部委已经给出了多套建议方案。
其中,清华大学的专家团队在2014年底给出的方案建议,利用15年的时间,完成男、女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的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提出,延迟退休应女先男后或女快男慢,每年延长2-6个月的工作时间,用30年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同时,延迟退休者应在养老金水平上得到补偿。
浙江大学的课题组建议每6年延长1岁,至2050年前后,男女退休年龄统一至65岁。
2015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建议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时,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第二步: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
而作为真正的政策主管部门,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2015年3月则表示,延迟退休方案会根据大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劳动力的状况,把握调整的节点和节奏,“小步徐趋、渐进到位”。也就是说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达到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
尹蔚民还表示,延迟退休会有一个社会预告。就是先把这项方案公布出去,但方案的实施时间至少要在5年以后,给大家一个心理的预期。比如现在公布了这个方案,5年以后才可以实施。
这意味着,不论启动哪一套方案,延迟退休都肯定不会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至少要到2021年才会循序推进。
退休年龄应由市场做主
缓解未来大陆老龄化社会中劳动力短缺的压力,被普遍认为是延迟退休的另一大利好影响。对此,尹蔚民就表示,延迟退休可以更充分地开发大陆人力资源。“大陆从2013年开始,16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再往未来看,虽然还有较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和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尹蔚民说。
世界银行也曾发出警告称:到204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减少逾10%,等同于净减少9000万劳动人口,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在未来30年出现“未富先老”问题。
在美国、德国、日本等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发达国家,延迟退休已成趋势。据2012年6月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最新报告统计,其34个成员国中的28个提高了退休年龄。目前,一半国家的退休年龄超过65岁,其中14个国家高达67岁至69岁。
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劳动力短缺并非绝对数量的短缺,而是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短缺。所以延迟退休可能并不能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告诉《凤凰周刊》,多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去城市中的大量劳动力来自农村,而现在留在农村的大多数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16岁以下的青少年,这样的年龄构成意味着农村已经很难如过去那样,大规模为制造业、服务业提供壮劳力。”黄益平说。
因此,在中国尚未完成产业升级,仍然有大量低端制造业存在的当下,延迟退休对补充壮劳力并无太大用途。
在这方面,一系列的就业数字也给出同样答案。2012年7月,人社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称,目前大陆城市人口总体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6.1岁,其中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8.3岁,女性为52.4岁,均低于法定退休年龄。这是由于产业调整、国企改革等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下岗职工,以及制造业自然淘汰了“超龄”劳动力。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6亿人,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约占60%,但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其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延迟退休可能因为不符合其从事的行业要求,而令这些群体在一段时间内缺少经济来源,成为政策牺牲者。
即使是在大中城市的白领职业中,35岁也往往成为招聘的年龄限制,对于超龄人士来说,一旦失去现有工作,寻找新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也有可能沦为政策“盲点”而利益受损。
从世界范围看,不少与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较低的退休年龄。巴西、俄罗斯、泰国、印尼等女性的退休年龄一般在55岁至60岁之间,男性退休年龄一般在60岁至65岁之间。普遍低于发达国家,且仍在保持。
“需要认识到,一个社会中,真正的退休年龄本质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并非一个政策可以左右。”前述市场派人士表示。在法定退休年龄基础上,实行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可能是更长远的未来,更适合大陆的养老制度。
对此,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也给出了类似的建议:在延迟退休的基础上,退休年龄改革还应引入弹性机制,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但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