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转型暴走还需公共管理领航

　　 作者：堂吉伟德

　　暴走，这种运动方式在各地流行起来。不过，在徐州，暴走族每天的活动场面足以惊呆任何一个外地人。据了解，在云龙湖周边每天参与暴走的有上万人，他们组成多则成千、少则几十人的方队，从音乐厅广场出发，穿过云龙湖抵达南三环后折返，一个小时暴走7公里。由于暴走团经常占用机动车道，干扰正常交通，和车主发生矛盾，因此不少市民呼吁对暴走进行规范。（7月10日《现代快报》）

　　广场舞的是非之论尚无定论，暴走的花样翻新又接踵而至，“中国大妈”创造了诸多的新闻元素，像“大刀加鬼子”的视觉效果，绝对是抢尽了风头。尽管这其间有泼粪式对抗，拔枪式抗议，高音式干扰，都在强大的反制力量下败下阵来，并最终衍生出耳塞式音乐，惩罚式治理，不过在路径依赖和法不责众之下，中国式治理遇上了中国式群众运动，终以中国式结果收场。

　　暴走的场面再状观，其实都逃不过“如何规范广场舞”的命题范畴。这其间没有是与非的标准界限，只有怎么做的规则边界和权利底线。然而，广场舞之中涉及的东西太多，任何一种手段的单兵突进都无以解决问题。一方面，其群众体育与娱乐于一体的正当性，使之包含着极多的民生元素。其间的权利诉求与表达，应当获得其他权利者的认同和权力者的正视。更何况其中有过多的亲情元素与趋势走向——大妈中总有自己的亲人与朋友，或许再过若干年，自己或许就会成为其间坚定的支持和参与者。种种原因，都会让人纠结不堪和投鼠忌器。

　　另一方面，场地的局限、环境的逼仄、管理的多头，都注定让“广场舞”亟待规范而又难以解决的时代命题。单纯就管理主体来说，公安、城管、环保等部门都各有其责，公安维持秩序，城管保障市容，环保测试噪声。而“广场舞”游离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界地带，对公共责任与公共管理提出了不同的挑战，因为在其间既有公共责任不足的因素，也有公共管理如何补强的追问。当其以传承的方式延续之后，要想矫正存续日久的习惯，恐怕也非朝夕之功。

　　所以，对于广场舞转型暴走不必惊慌失措，也不必矫情不已，其跟“中国式过马路”一样，有太多的主客观因素，自然也不能完全参照和套用国外的标准，来进行是非的评判的与指责。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是如何看待广场舞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二是如何实行有效的规范，个人、民间组织和政府在其间扮演什么角色，在手段上如何进行补强，是道德多一点还是法律强一点，或者是双管齐下法德并用；三是谁来主导这场规范行为，是靠个人的自觉与自律，还是民间的自治与自为，或者是政府的主体作用。总之，只有厘清认识和责任问题，才能防止行为的走偏和失当，避免在规范上做到无所适从。

　　不过，在所有可能的选项中，公共管理带路当属于必然的程序：应当正视这种行为的合理性，然后采取规范和引导为基本原则。必须承认，徐州广场舞大妈转型暴走族之后，尽管有扰正常交通，和车主发生矛盾的现象发生，不过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值得赞赏的是，当地公安部门能够及时介入，主动参与，教育提醒、引导参与，巡逻执守，同时扮演了参与者、引导者、带领者和规范者的诸多角色，用公理管理带路去疏导。固守规则边界之后，广场舞转型暴走也就不足为忧。当这种治理方式有了扩大版之后，广场舞转型也将带来的公共治理的提质。（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