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唯一公开为胡风辩护的书生

转自：当代中国出版社博客

　　文|王文正、沈国凡

　　摘自《我所亲历的胡风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

1955年唯一公开为胡风辩护的书生

吕荧

　　原编者按：“胡风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了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胡风及其支持者与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被升级为政治批判。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共高层介入文艺争论，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指出胡风周围存在一个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之后，全国的“胡风分子”陆续被隔离、审讯、逮捕。胡风于1955年5月16日被捕。

　　有一个“胡风分子”，是必须谈一谈的，因为他不在我们公安机关拘捕的名单中，而是自己“跳”出来的。

　　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总共七百多人。

　　会议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

　　郭沫若在大会上发表了《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

　　……从一九四九年全国人民解放以后，有许多坏分子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受到了人民的坚决镇压，有些坏分子表示愿意悔改，经过五年多的教育之后，已经有不少的人改造了过来。……而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竟还公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有组织地来进行内部破坏，这是怎么也不能容忍的。

　　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要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一切公众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

　　胡风在被拘捕近十天后，作为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这样的大会上来讲这样极富政治色彩、同时对于全国人民都极有“指导”性的话，显然不是一个文联主席职权所应该说的范围。

　　郭沫若的讲话，明显代表着中央领导人当时的意图。

　　其实，对于胡风集团中的成员，全国性的大搜捕已经开始，很多都已锒铛入狱，这样的讲话对于胡风以及他“集团”中的成员，都已没有意义。

　　郭沫若的讲话，赢得了七百多人（唯独一个人没有鼓掌）热烈的掌声。

　　会议举手表决，一致（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通过决议：

　　我们不能容许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风继续混在文艺队伍里。为此一致决议：

　　一、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条，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和《人民文学》的编委职务。

　　二、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依据宪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

　　五、我们警告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其他几个协会会员中的胡风集团分子，他们必须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

　　可以说，当时参加会议的文艺界人士，除了极少数之外，很多对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此之前就被公安机关秘密拘捕是不太知道的，这个决定为胡风及其集团中的“骨干”被秘密拘捕的合法化做了公众性的说明。

　　此时的胡风根本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他也不会想到自己现在在文艺界已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很多文艺界的人士都怕自己被牵连进去，因此就拼命地开始打“鼠”，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立场”。这种人人自危的心理，成了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群众基础”。

　　决议通过之后，大会开始发言。

　　一贯喜欢标新立异的文艺家们都没有了自己的“才华”，二十多名代表在发言中一再重复着的是“拥护”“赞成”之类相同的话语。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既没有鼓掌，也没有举手的人突然站了出来，大步地走到了发言席上——郭沫若和周扬的中间。

　　这是一个事先没有安排的发言者，他的出现使主持会议的郭沫若感到惊愕。

　　他个头不高，面容清瘦，貌不惊人。

　　他用手扶了扶话筒，大声地说：“……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认识他的人们这才好像发现了什么一样，大声地叫着：“吕荧！吕荧！”

　　吕荧——这个平时沉默少言的人，是一个何等不识时务的书生啊！

　　七百多名文艺界的精英们都为吕荧的发言惊得瞪大了眼睛。

　　谁也不会想到，已经到了这种时候，竟还有人敢于站出来，在这样的大会上来说这样的话！

　　没有人能理解，没有人愿意去想这个问题，人们在惊讶之后，便发出了斥责和咒骂的声音。

　　公开为“反革命分子”胡风鸣冤叫屈，这还了得！

　　人们开始大叫：“滚下去，叫他滚下去！”

　　吕荧根本不理睬，振振有词地继续着他的发言。

　　有人冲上了主席台，想一把将他拉下去。

　　吕荧不肯离开，手握话筒，还在不停地讲。

　　这时又上来几个人，一起连推带拉将他拽了下去。

　　由于公安机关的“胡风分子”名单上没有吕荧的名字，文艺单位又不能随意捕人，会议结束后，吕荧就被通知不用再去上班，被软禁在家里一年之久。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为什么最后没有立刻逮捕吕荧，始终是一个谜。

　　可是，吕荧最终也没有逃脱，“文化大革命”中有人重提旧事，他被作为“漏网的胡风分子”，很快就被捕入狱。

　　在那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全国文艺界唯一敢于在公众场合站出来为胡风辩护的吕荧——这个正直的作家，最后冤死狱中。

　　据查，吕荧早在1937年就与胡风有过信件来往，并在胡风所办的《七月》杂志上发表过《田间与抒情诗》《论在艺术方法上的鲁迅》等文章。也就是说，早在1937年吕荧就与胡风有了联系。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吕荧曾在胡风主办的《七月》上面发表过作品，而胡风集团的许多成员的名单都是从胡风所办的刊物上作者的名字所搜集的，为什么独独漏掉了吕荧？

　　据我当时在“胡风专案”所看到的材料和了解的事实，都没有说明这个问题。

　　大会辩护的事情出来后，才对吕荧进行了调查。

　　今天，吕荧已无法看到对于胡风冤案的平反了，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新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以自己对时代、对人民的执着，对真理的顽强献身精神，为共和国的前进铺平着道路。

　　我作为曾经参与“胡风专案”的办案人员，从内心里对吕荧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表示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