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常心看待中国经济运行新常态

经济时报：当前，官员、学者、媒体都在讨论新常态。作为经济研究者，你怎么理解新常态提法？ 卢锋：新常态是近年观察经济形势特点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大体指经济运行呈现的一些趋势性和结构性演变因素。虽没有一致接受的内涵界定，这个概念大致表示以下情况： 第一，由于内外因素变化，中国经济潜在供给增速趋于下降。学界对目前潜在供给增速估计值有所不同，对由潜在能力决定的未来十余年长期增速估计存在差别，然而普遍认为目前潜在增速已从早先长期年均接近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并且未来仍将持续缓慢下降。 第二，随着要素价格变化并受相关改革调整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演变加快，如第三产业增速超过第二产业，中西部经济增速超过东部，民营企业投资增速超过国有企业等。城市化从侧重粗放式向更重视集约式转变，微观主体和政策方针更加重视提质增效。 第三，随着人口增速和年龄结构变化，加上农业劳动力占总量比例已只有三成出头，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主要供给来源的新增劳动力快速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社会劳动力总量不久有望达致峰值后缓慢回落，非农就业总量扩张高潮阶段已经过去，就业目标从早先数量扩张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并更重视质量提升。中国奥肯关系参数变化，有利于实现就业稳定目标。 第四，中国近年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引擎，未来较长时期有望保持并加强全球经济最大增量贡献国地位。中国经济运行的不同方面外部溢出效应会趋势性增加。在维护全球经济稳定、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合作发展、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合作提供全球公共品等方面，中国作为大国的能力和义务都在提升。中国崛起带来全球经济版图快速变化，不确定和风险因素前所未有增加。 立足现实演变，观察新常态表现并分析其产生根源和规律，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当今时代特点，把握大势并采取正确内外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理解新常态环境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卢锋：全面观察我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也有一些阶段性特征表现不好完全用新常态解释，尤其是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和相关困难，其实与早先宏观失衡派生的调整过程有关。 比如说过去两年多我国取得经济增速在７．５％上下企稳的不俗成绩，不过这个中高水平增速不完全是由内生增长机制推动实现，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投入较多精力实施稳增长政策的结果。政府增加棚户区改造投资，增加水利和铁路投资，实施其他方面定向调控政策，是近年宏调的重要内容。没有这些追加的稳增长举措与政策投入，经济增速可能会显著低于目前实际水平。现阶段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偏弱，显然不应完全用长期新常态解释，而是与早先累积失衡矛盾派生调整过程相联系。 与上述整体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相联系，两类行业面临不同程度产能过剩压力。一类如光伏行业，在新兴行业容易发生预期偏差与政府产业政策刺激双重作用下，前几年投资超常扩张并在随后调整中面临产能过剩。另一类是工业上游部门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在早先景气繁荣时期扩张过度，近年面临明显产能闲置率过高的压力。这类行业调整拖累重工业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跌，导致近年我国ＰＰＩ负增长并与温和增长的ＣＰＩ形成反差，也不应属于长期新常态。 另外早先扩张时期房地产偏热带来局部泡沫因素也在经历调整。日前落幕的第１４届博鳌房地产论坛以“下行通道中的房地产”为主题，从一个侧面显示在近年货币财政总量关系“既不收紧、也不放松”宏观形势下，这个曾经一度喧嚣不安的行业也开始朝冷静理性方向艰难回归。早先负债扩张导致一些企业与地方政府负债率与杠杆率偏高，近年接二连三发生的信用风险事件，显示市场财金纪律正在对过度扩张失衡因素加以调整。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一直很重视结构调整，调结构是宏调政策基本方针。你刚才多次提到的调整，好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结构调整。 卢锋：中国经济上述走势特点，既是潜在经济增速回落等新常态因素的反映，也是调整早先宏观失衡的规律作用使然。这里所用“调整”一词，不是指主要应由市场机制引导结构转型升级的一般动态调整，也不是指政府部门采用产业政策工具对特定行业比例关系实施的干预调整，而是侧重指针对特定阶段货币信用过度扩张累积形成宏观失衡的化解调整。 产业和技术结构演变调整是观察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视角，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与持久过程，经济政策重视调结构无疑是正确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计划经济下政府主导结构调整的体制精神不同，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结构变化主要由市场机制引导推动。 比如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在区域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方面呈现的丰富活跃调整过程，当然与政策因素有关，然而本质上是由市场机制引导驱动的，是要素价格合规律演变并发生调节作用的结果。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和内外环境变化，我国汇率、工资、要素等相对价格演变，某些要素价格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企业等市场微观主体对价格变化以及政策意向做出综合判断和反应推动结构调整。市场主体对市场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所做的响应调节行为，是国民经济整体层面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与本质内涵。 中国经济时报：宏观失衡需要调整，那么早先失衡局面的形成机制是什么，请具体谈谈。 卢锋：新世纪初我国经济经历了一轮前所未有的开放景气增长，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展开派生名义追赶速度第一次超过实际追赶速度，不仅使得国内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增强。然而高速增长和追赶也派生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宏观失衡格局。比如体制扭曲、权力经济、贫富差距、改革滞后、政策不完善等，都对持续增长和追赶带来挑战。从开放宏观经济运行可持续角度观察，受五个环节因素作用形成一种特殊失衡格局并对后续发展带来调整压力。五个环节联系可大体表述为：要素价格没搞对是起点条件；货币总量难管好是关键因素；通货膨胀摁不住是直接后果；宏观调控宽泛化是政策效应；深层改革难推动是深层影响。 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０年，除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前后短期剧烈波动，总体呈 现货 币信贷扩张过度、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接性飙升等局面，经济运行面临宏观不平衡困难。面对货币信用过度扩张带来的通货膨胀与宏观失衡问题，政府实施各种宏观调控举措加以治理，对维持宏观经济环境大体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个时期宏观调控政策实践呈现主体部门多样化特点，偏多采用数量型、准入型、行政型工具，客观上给政府部门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便利，导致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宏观失衡也难以得到根本调整与化解。  十八大 以后新领导层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审时度势和谋划全局基础上，重新定位经济与宏调政策目标优先序。经济与宏调政策调整，既反映了直面失衡调整规律的科学务实态度，又为宏观调整切实稳健推进提供了政策保障。虽面临经济增速减缓带来的困难，但在利用市场力量调整失衡方面已取得多方面阶段性成果。 本轮调整目前处在向下一个阶段过渡时期， 存准率 、利息率、存贷比等货币金融政策工具变化都可能是调整新阶段的表现。考虑中国存准率高企是早期宏观失衡机制的重要遗产，也考虑逐步稳健降准与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放松准入改革具有内在联系，降准有望成为下一步调整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的重要选项。出于种种考量，近来 央行 调节存准率采用定向方法；不过货币政策毕竟属于总量性工具，上述操作或许是普遍存准率下降之前的“暖场”。 本轮调整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要通过一段时期降准给央行自身减杠杆，为推进金融改革提供配套条件，使央行轻装上阵并在下一轮自主景气增长到来的全新环境下更好发挥新兴大国央行的作用。因而，降准不是穷尽常规宏调手段后的刺激举措，通过降准成功瘦身央行资产负债表，动态把握改革、发展、调整的适当平衡点，前提是要严防货币过度扩张与通胀卷土重来，关键是要保持定力并坚定实施十八大以来“宏观要稳”方针不动摇。 中国经济时报：不论是阶段性特征还是新常态，都将对未来宏观政策带来哪些变化？ 卢锋：７月份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三次宏观经济政策会议（７月８日一次、７月２９日两次），我个人理解是传递了宏观调控政策将在两重意义上知难而进的信息。 第一层含义的知难而进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下一步将更加注重采用定向调控措施，努力实现稳增长等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棚户区改造、铁路、水利等兼顾当前和长远的定向投资为此将发挥重要作用。不过，货币政策通过定向再贷款助力稳增长，客观上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或许不会无节制扩大。如果形势发展显示倚重定向措施的宏观调控操作难以满足维持大体中性货币环境的要求，降低存准率或存贷比等总量工具仍可能会适时推出。 第二层含义的知难而进是尊重经济规律作用，直面经济下行压力，淡化政策刺激预期，意在利用调整期倒逼压力，因势利导提升企业和产业竞争力，说白了就是宏观调整。习近平总书记用“边际变化”一词提示“经济下行和风险增大”。可探讨的问题在于，万一下行压力导致ＧＤＰ增速越过预设下限，政府是否注定重手刺激？习近平总书记并没有这样提出问题，而是接着要求各方面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强调把转方式、调结构置于更为突出位置，提升产业竞争力和社会生产力。这里一点也没有动辄刺激的消息。 目前经济运行下行风险增大，原因不是由于货币与宏观政策过紧，而是早先景气扩张时期累积的一些失衡矛盾需要释放与化解，本质上是“扩张－失衡－调整”客观规律发生作用的产物。７月２９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发展必须保持一定速度，不然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但是发展应满足遵循三个规律的要求：即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 包容性发展 。 中国经济时报：刚才你提到的一些问题，不管是稳增长也好，还是防风险也好，如何瞄准靶心，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 卢锋：战略平常心来自对规律的认识，也是为政者的一种应有心态。在经济政策方面，我想或许至少包括两点内涵。一是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分析，未来一段较长时期仍有望实现中高速增长，仍然会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增速较高与增量贡献较大国家，因而有理由对长期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然而过去长期年均接近两位数增速不再可能也无需持续，应把鼓励企业练内功和提质增效放到更加突出地位。 二是对失衡调整规律的认识。直面早先景气繁荣与过度扩张累积的宏观失衡矛盾，有失衡就有调整，该发生的让它发生。面对结构转型与失衡调整的阶段性特点，应坚持促改革、推调整、稳增长、控风险方针。实施稳增长政策不应刺激经济回避调整，把垃圾再次扫到地毯下面。虽然伴随短期阵痛，近年经济调整已在“挤水分”、“去泡沫”、控杠杆、转预期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在比较平顺假设下，两三年后大体完成这轮调整，加上十八大以来全面改革举措逐步发力，有望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阶段。 平常心不是说不要宏观调控政策。关键要把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实践与科学宏观调控架构创新结合起来，坚持货币与财政等宏观总量既不收紧也不放松的方针，着力维持大体中性的货币信用与宏观政策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大胆让市场机制调节和出清，推动经济走势逐步向新常态指示方向收敛。如果广义货币与社会融资总额还在每年以１３％－１５％上下增速扩大，宏观经济形势不会糟到哪里去，这时不必因为经济一时短期波动而过多地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