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群殴男孩致死背后的多重警示意义

　　6月28日下午，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柏树乡柏树村，8岁男孩晓辉（化名），被几名闲来无事的同学，强行叫到3公里外的永宁寨村，最终被11人围殴致昏迷，后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了解，涉事的11名同学，均不满14周岁，他们围殴男孩，只是因为“闲来无事打人玩”。（7月9日《京华时报》）

　　11名学生围殴8岁男孩致死，和前段时间的三人围殴少年一样，让人胆颤心惊，倒吸凉气。孩子对法律与道德漠视无知，自然有父母教育缺位、情感缺失等原因，但种下暴力种子的，岂止只是父母？

　　没有一个人的血天生就是冰冷的，孩子都是一张张生命白纸，该涂什么，不该涂什么，本不是什么选择题，然而，在孩子的天空中，本该是鲜艳的亮色却总是被灰黑色抢占。少年弑父，女孩虐童，公交车上纵火，持刀进校园砍人……一个个真实残忍的事件每天在身边发生，一副副血腥画面每天时刻充斥着荧屏，张牙舞爪地在这张白纸上肆意涂抹。戾气是可以传染的，不辨真假是非的孩子天天置身其中，会长成什么样可想而知。

　　按理说，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学校就该负起该付的责任。尤其作为留守儿童教育的主阵地，自己的学生旷课一周却没有发现，已经把基本的社会责任感抛到了九霄云外。一所这样的学校，会把常态化的生命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在教育始终，委实令人怀疑。尤其在对学校的考核还是惟分论英雄的当下，对学生校外安全事故学校无需负责的规定面前，一些学校甚至把“孩子只要不在学校出事就行”奉为了圭臬，有这样的指导思想，当孩子在人生路口迷惑徘徊的时候，还能尽到引导指路的责任吗？孩子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将同情悲悯随意丢弃，以至于颠倒错乱了正常的社会伦理价值观，还能全怪罪于可怜的孩子吗？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其一，就是有论者提出的降低刑事追责年龄门槛的问题。这点笔者实在不能认同。道理很简单，治病，分对象；吃药，看剂量。药剂轻了无效，重了就是害人。惩罚孩子，必须掌握一个前提，就是不能以毁掉孩子和家庭为代价。重罚除了警示作用，对当事孩子的人生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这既违背惩罚的目的，也与社会法治文明理念相悖。连成人犯罪都可通过社区矫正，为何对孩子只有痛恨没有惋惜之情呢？

　　另外一点，就是责任主体问题。孩子虽免于刑事处罚，但民事赔偿却不会免这可看做对父母教育缺失的惩罚。但即便这样的惩罚，笔者依然感觉孩子父母有点冤。因为父母离乡背井，主观上是谋生活，客观上却是为社会做贡献，尤其是，这种被动的流动具有客观性必然性。那么，按照罗尔斯正义原则，社会是有责任和义务对他们做出适度补偿的，这种补偿应包括教育，也包括经济。孩子出问题，将板子全打在父母身上，将责任推给孩子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以暴治暴的做法。

　　学生围殴男孩致死，具有多重警示意义。它迫使我们思考，如何补上管理疏忽短板，如何净化孩子成长环境，如何弥补孩子性格缺陷等等。空谈只会误事，反思之外更要有行动。这行动既要有长远规划，也应有眼前措施，比如，暑假已经来临，面对这个教育空窗期，怎样让农村留守孩子过得有意义，“有事做”，怎样杜绝类似溺亡这样的悲剧等等，就是摆在家庭、社会、学校面前亟需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