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新加坡的软实力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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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

　　中国兰州网11月6日消息 万众瞩目的“习马会”将于11月7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两岸领导人之所以选择在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和两岸都有很深的政治渊源。台湾为新加坡训练军队，投桃报李，新加坡也曾多次出面，为台湾向海外购买先进武器。李光耀曾说道：“蒋经国帮了我一个大忙，他提供新加坡武装部队一个野战训练的机会，让炮兵能作远程炮弹的实弹训练。在新加坡，那是不可能的。在当年很少亚洲国家愿意提供帮助的时候，他却帮了我和新加坡。为此，我永远感激他和台湾的其他领导人。”而作为蒋经国“与外国政府首脑唯一的亲密私交”，大陆也曾寄望于通过李光耀，向蒋经国传递某些重要政治讯息，而李光耀和新加坡与大陆的密切互动，更是举世皆知。

　　可以说，“习马会”的举行，凸显了新加坡在两岸的影响力，也展示了其一直在苦心经营的软实力。放眼亚太，新加坡是为数不多的有一定国际威信和影响力、各方又都可以接受的中间人。每年五月同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各国特别是中美均派出高级军事和外交官员参加，是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防务论坛。每年7月举行的“慧眼中国论坛”，云集全世界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政商名人，把脉中国的改革进程，同样引发高度关注。

　　事实上，不仅军事外交上是如此，学术上似乎也是如此。几个月前，笔者受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一场关于香港政改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周边几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观点纷呈，会议气氛紧张激烈但不失礼貌友好。据了解，像这样云集了香港问题各方人士和观点的会议，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都很难成功举办，唯有新加坡，才有可能将大家召集在一起。

　　而1994年举行的汪辜会谈，应该是新加坡在软实力上的初露啼声。作为一个只有500万人口、面积差不多只有上海1/10的地球“小红点”，今天的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着远超自己国家实际力量的影响力。新加坡在构建地区软实力上的成功，大抵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新加坡在硬实力上的成功。自约瑟夫·奈在1990年代初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这个词就成了国际问题评论中最经常被使用的词汇，很多人将软实力看成是脱离硬实力的独立存在，甚至是硬实力的对立物，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事实上，环顾世界，一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是有高度关联性的，软实力强的国家，都是以强大的硬实力作为支撑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时装中心不会是埃塞俄比亚，人们也很少在不丹这个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举行国际会议的原因。

　　而在硬实力的提升方面，新加坡的成绩有目共睹。从1959年人均GDP不到400美元到2014年的5.5万美元，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从第三世界跨越到第一世界，增长了100多倍，位列世界第8位。应该说，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对大部分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往往是先快后慢，到一定时候就会有瓶颈，新加坡恰恰相反。李光耀1990年卸任时，新加坡的人均GDP是12700美元，其后分别在1994、2006、2010、2011年突破了2万、3万、4万和5万美元，间隔越来越短。不仅如此，新加坡在廉洁、政府效率、城市建设等方面也都堪称表率。在军事方面，新加坡并没有因为是没有战略纵深的小国而妄自菲薄，而是奉行毒虾”战略——新加坡应成为“能产生剧毒的小虾”，任何大鱼要吃掉它就可能同归于尽——认认真真地进行军事力量的建设。李光耀去世后新加坡人争相前往吊唁，大排长龙，为给吊唁的人遮阳，新加坡武装部队一夜之间搭起上百顶帐篷，显示了行动的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