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给佛拍照”的人
原标题：对话“给佛拍照”的人
据新华网兰州9月11日电(记者 呼涛 王艳明)“有人问我在敦煌几十年做了什么，现在带着这么多人的团队在忙什么?我会说：我们的职业是至高无上的，是给佛拍照。你说是不是?”吴健说。
在敦煌莫高窟，佛是彩塑的主题，也是壁画中重点突出的形象。在佛教信徒中，开窟造像是功德无量的。对于这座灿烂佛宫的得名，有一种说法，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为了。
1981年来到敦煌，吴健就开始用镜头记录莫高窟，一点一滴，他从对洞窟内壁画、雕塑的拍照起步。
今天，他作为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主任，带领着80多人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宏大的事业：数字敦煌，为人类瑰宝留存下高清影像。
“能够保护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佛教艺术，是我们一生的幸运。”吴健说，今天，敦煌学成为国际上的显学，莫高窟的保护牵动着世界，敦煌人更感责任重大。
2014年9月，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敦煌人为海内外参观者呈现出领略莫高窟的现代方式—“数字敦煌”。在这里，游客可欣赏到超高清影片《千年莫高》和高分辨率技术拍摄的球幕电影《梦幻佛宫》。
佛祖垂目说法，菩萨娴雅静坐，飞天婀娜欲飞，壁画纤毫毕现。这让人感觉近在咫尺的艺术作品，其基础素材就出自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
“要用心去拍，注入情感、崇敬和对佛教、艺术的理解去拍。”吴健说，30多年间，用摄影来记录敦煌莫高窟已经从最初的一项工作，渐渐融入他的生命，变成难以割舍的东西，“这是我被敦煌打动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佛缘吧。”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对敦煌数字化的设想，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从那时起，敦煌研究院始终在探索针对石窟寺的壁画、佛造像等不同类型的文物进行数字化记录和呈现。
“探索不一定能成功，但不探索是肯定不会成功的。”吴健说，这种探索既包括技术上的不断进步，也包括对佛教艺术的理解、观察和拍摄方式上的探索，比如融合人像摄影的方式拍摄菩萨，会拍得更活灵活现;拍摄洞窟内巨型佛像，展现出佛像所在的空间、氛围是对它最好的阐释。
为了拍好莫高窟130窟高达26米的弥勒佛，吴健琢磨了好多年，试着从各个角度去构思拍摄。终于，他呈现出一幅尽可能以洞窟背景衬托佛像的作品，超越了以往拍摄佛像时很容易出现的"标准照"的问题。
“摄影的生命力在于光与影，在洞窟里拍摄有空间的局限，佛像、壁画是不可移动，那么你就得动—不仅身体要动，思想观念也要动，甚至要思考古人在营造敦煌洞窟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吴健说。
在洞窟里拍摄时，工作人员遇到最窄的作业环境，宽度只有80厘米，轨道要重新研发;为了避免强光对壁画造成破坏，团队就自己动手研制出"灯光箱"，让光均匀柔和地打在壁画上。拍摄洞窟壁画的时候，他们把相机架在轨道上对壁画分层、逐行拍摄，然后再逐张比对、拼接成完整的壁画，再有设备和人眼一起与原图进行细节比照和修正。
事实上，记录敦煌的工作，有一大批前辈从上个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他们在洞窟里临摹壁画，复制莫高窟里最精美的艺术。
现在，数字化加入其中。“真的有一天，敦煌没了，我们记录下的数字敦煌也能传下来留给后人。更为现实的是，很多向往敦煌的人来不了，我们可以带着数字敦煌去。”吴健说。
数字化与遗产保护殊途同归，它还能够帮助保护专业人员更主动地做好预防性的工作—在修复前先拍摄留存资料，修复后再进行比对，来评价修复效果。
敦煌莫高窟第57窟里的观音菩萨是唐代的作品，婀娜多姿，被称为“美人菩萨”。“但是，表面色彩已经开始斑驳、剥落，原作看上去已经不那么美了。我们把它拍摄下来，用电脑美术软件再进行修复嘴唇、眼睛，让无法重回历史的当代观赏者也能更贴近它本来的样子。”吴健说。
吴健拍摄敦煌30余年，亲眼目睹着莫高窟内壁画、雕塑不断发生着的变化，他想加快记录速度，只是工作越推进越感到“人到用时方恨少”。
培养人才，成了敦煌研究院这几年一项重要工作。在数字化拍摄方面，最初只有9个人的摄影录像部，已经发展到现有80人的数字化团队。
“现在，我们一年能够完成大概20个洞窟的拍摄，每个洞窟的数据采集量都在10万张左右。”吴健说，每一次这样的工作都很累人，重复而单调，他们要至少做出3个版本，通过专家评估，把最终认定的那个记录版本收存起来作为档案。
莫高窟处在西北戈壁之中，冬季寒冷，夏季酷热，频繁地进出洞窟，很多人都有关节疼痛。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代代年轻人奔向大漠深处，成为新敦煌人。
“年轻人有活力、有想法、学新东西快，我们就要引导他们热爱这项事业，因为我们这代人也是受前辈敦煌人的影响和鼓励。”吴健说。
敦煌保护走过70年，一代代敦煌人在漫漫黄沙和冷暗的洞窟中走过酷暑严寒。
“给佛拍照，一生之幸。有人问莫高窟几百个洞窟哪尊佛像、哪幅壁画最美，很多敦煌人会告诉你：都美!”吴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