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没收钱“捞人”者不能一笔带过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原副主任魏崇金，在任职期间出面找到河北省承德市一领导，帮忙“捞人”获得成功，并借机获取150万元。记者同时获悉，帮魏崇金“捞人”的杨某官员目前已经官至副省级。杨某称，他接受魏崇金的请托，确实向办案机关打了招呼，但没有收受任何钱物。对此，魏崇金也承认，他并没有将相关钱物送给杨某，这些东西一直放在他的办公室内。

    魏崇金收钱触犯了刑律，并因之有牢狱之灾；而助其捞人成功的直接人员，却因为“没有收钱物”而安然无恙，使公众感到极度不解。如果单纯从腐败行为来说，没有直接收钱者确实不具有腐败的关键要件，但若已然形成了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并因为人情案而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那么听之任之也不符合基本的情理。

    法律讲求以事实为依据。检方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确实无法对“直接捞人者”给予刑责，但刚性的纪律要求呢？从常识来说，捞人面临着诸多风险，自然也是“无利不起早”。一者，捞人所造成的后果显而易见，比如对社会公平的损害，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的风险，都应当让人对法律底线心生敬畏而不是任意践踏。从某种意义讲，帮助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其本身就属于一种犯罪行为；二者，没有收钱并不代表就没有过错。因为从某种意义讲，其已然成为“收钱者”的帮凶，若是拒绝捞人，那么对于收钱者其实也是一种保护；三者，虽然捞人者没有收到看得见的财物，却可能因之获得长效性的利好，比如上面的政策优惠和倾斜，比如其他层面的关照与帮助，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行为。

    公众有理由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干预警方办案，那么同样可能因为权力滥用而获得其他利益。在现代政治伦理中，通过“权力干预”的方式，帮助犯罪分子进行开脱，绝对是一件令人难以容忍的丑闻，既为权力制度所不允许，也很难被民意所原谅，即便没有法律层面的追究，但道德层面的重负，也会使其承担应有的代价。当事人要么因为道德耻感而自动辞职，要么被责令辞职，以维护执政者的公共形象，因此消解公众的愤怒，并有效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反之，若是因为没有收钱获得直接利益，没有权钱交易的法律要件，就一笔带过甚至讳莫如深，那么无以形成对权力的约束，也无法保持司法的独立性，并从根本上遏制“行政对司法的干预”。

    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国家公职人员收钱捞人属于受贿罪，那么没收钱捞人，又应当作何处理？公众时下关心的问题是，帮助受贿者捞人的人是谁，其行为如何定性？类似问题如何预防和解决，又如何防止对权力的滥用？可以想象的是，假若类似的行为没有得到处理，帮人捞人不会承担风险，那么就可能难以阻止权力的滥用。　据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