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到国企挂职，能管用吗？

　　自去年11月底，佛山市委组织部从100名报名者挑选48名青年民营企业家，分派到当地36家国企挂职。48人中超过一半是70后至90后的“富二代”。此举引发热议，有人质疑，政府操心干预民企接班人是否有此必要、挂职模式成效几何？还有人质疑公款培养“富二代”不合理。(5月28日新华网)

　　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担负着珠三角制造业的主要产能，是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主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在佛山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民营经济发展得好不好，能否完成企业创始人向二代接班者或职业经理人的顺利交接，确实是佛山乃至广东官方必须重视的问题。

　　关心民企特别是那些家族企业色彩浓厚的民企的发展，当然不能顺带推导出地方党委政府直接培训民企接班人举措的合理性。佛山方面选派“富二代”到国企挂职，尽管挂职者不在国企领取工资，但挂职锻炼仍不可避免形成成本，这就需要财政买单。我们不能排除个别挂职者与国企之间形成矛盾，甚至因此影响后者正常运作的极端个例的出现可能。挂职者尽管只是挂职，也将参与国企的大小经营事务的决策、执行诸环节，如果因此出现决策和执行失误，也意味着挂职成本。

　　我们不能因为可能出现的挂职成本而否认佛山方面的探索。但当地有关部门应当注重民营企业家到国企的挂职管理，既要让挂职者“真刀真枪”获得锻炼，也应让挂职成本明晰化。如果佛山方面宁愿承担这样的挂职成本，也要让民营企业家到国企锻炼的尝试继续下去，就必须弄清楚，这种尝试究竟有没有作用，能不能让“富二代”们通过挂职转变理念、提升能力、坚定经营父辈创立企业的信心？

　　1996年及之后多次开展的国企改革，已经使得国企面貌和竞争力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市场竞争激烈，国企普遍建立起了相对规范有序的制度体系。相比之下，许多民企的治理模式、决策方式、风险控制形式仍停留于作坊阶段。许多“富二代”都经过完善的商学院教育，却缺乏实践经验，到国企挂职锻炼确实有助于其在更接近组织理论、管理理论的环境中加深对经营管理的直观认识。经过挂职锻炼，这些“富二代”将可能找到更恰当的学习对象，一步步推动企业的改革转型。这是挂职锻炼的益处。

　　那么，“富二代”通过挂职锻炼，又学不到什么呢？

　　家族企业传承在中外企业界、管理学界都可谓现实难题。这主要指的是企业导向与家族导向的内在冲突。我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各类企业，通常都是创业型家族企业，企业家家庭及部分家族成员大多在企业中担任要职。按照世界著名的家族企业研究专家艾米•舒曼、约翰•L.沃德(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家族企业中心教授兼主任)的观点，家族导向强调亲缘关系服从小、股份及收益分配的平均化，而企业导向则倾向于能力导向和绩效公平。因为不擅长处理以上两种导向而引发的内斗而最终造成的家族企业悲剧，不在少数。

　　家族企业传承通常首先会带来家庭、家族成员股权的再分配，接下来还要分配实际的表决权，并重新确定财务总监等多个要职的人选。即便过了这几道坎，企业家二代、三代在经营管理中还将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利益判断和决策权衡。单单借助国企任职经验、挂职经历以及商学院教育，很难应对上述挑战。如果佛山方面积极接洽内地及港澳地区已经成功完成了代际传承的企业，将本地青年民营企业家选送任职锻炼，成效可能要好得多。

　　按照顺德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尹育航的说法，“富二代”接班意识不太强，徘徊在四成到五成。“不想接班”固然可能跟“富二代”对商业实在不感冒有关，但此前全国工商联等组织开展的调查均显示，不惟“富二代”，很多企业家一代而今对经营也不太感兴趣，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经营压力实在太大，税负过重，房地产、金融诱惑明显，等等。很显然，这些问题是无法通过挂职锻炼来化解的，甚至还可能出现挂职者目睹国企受到政府明里暗里多方面扶持，而进一步丧失经营父辈企业的信心的情况。

　　之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知名企业家公开呼吁，对民企最好的扶持就是赋予其国民待遇，保证其可以与国企、外企公平竞争，并切实减轻实体行业民企的经营负担。在笔者看来，关心民企代际传承的佛山官方，在推出“富二代”到国企任职等探索举措的同时，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减轻本地民企经营负担，大力裁减那些为国企和外企量身定做的优惠政策，真正构建起适宜于民企发展的营商环境，让“富二代”对经营父辈企业重新产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