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官员复出制度才能走出免职再用争议

　　 作者：王聃

　　免职官员都去哪里了？记者盘点近6年来52起舆论普遍关注的官员免职案例，其中85名官员被免，但迄今为止已有29人起复，占比达34.12%。52起案例中，突发事件被免职的达20起，截至目前，其半数官员均已起复，相隔一段时间就走上了其他领导岗位。不同于突发事件被免官员50%起复，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的16起案件27名官员，至今无人传出起复消息。（8月12日《新京报》）

　　官员的复出话题，就这样再次铺陈于公众之前，亦再次激起舆论的涟漪，因此形成意见对垒的，依旧是熟悉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复出其实挺正常，因为回顾部分官员的被免职，他们往往是缘于影响巨大的突发事件，而非直接的违法违纪，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处分期”，就应该让其复出；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既然是免职，就应该是一种惩罚性举措，而不应该成为暂时逃避舆论的报复性手段，否则，惩罚和警示又该从何谈起？

　　应该说，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因为客观地评价，“官员复出”其实并不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它至少就包括“常态复出”和“带病复出”等多种情形。所谓“常态复出”，指的是处分期限已过，并无其他问题的免职官员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甚至是领导岗位。所谓“带病复出”，指的是官员本身的违法违纪问题尚未被完全廓清，甚至其所涉事件的社会影响仍然留存，其就急匆匆地回到充满争议的工作岗位——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三鹿事件中被免官员的悉数复出。

　　既然官员复出本身就是存在“区分度”的，那么对待不同的官员复出，就应该努力呈现出透明和不同的姿态。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在不少地方，“免职”早已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处分潜规则”。它在以处分的形式而出现，却又不是真正的处分，它们更多时候看似免去了官员的职务，但保留的却是相关的政治和物质待遇。当“免职”成为一种只为表明治理力度的形式，那么随后出现悍然的官员复出就不可避免，由此继续招致公众对官员复出的集体反感，实在理所当然。

　　在行政意义外，官员任免更是“众人之事”，正因如此，官员复出就必须兼顾公众的朴素感受。而要让官员复出走出争议，不可或缺的是对于官员复出制度的迅速建立。具体地说来，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哪类免职官员有资格复出？复出考察、公示等复出程序如何进行？在顶层设计上，必须对这些情形作出规定。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些影响恶劣严重违纪的官员，追责绝不能到“免职”为止，而应代之以降级使用等更严厉的处分。如此，才能最大程度杜绝带病复出的可能。

　　对于官员复出的管理，必须重新走到规范化的路径上来。如果观察得仔细，我们还会发现，新闻中的一个细节是，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的16起案件27名官员，至今无人传出起复消息——为什么涉“不雅视频”者无人能够复出，显然是因为他们的复出很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它让一些管理者不得不有所忌惮。这事实上亦是启示，要防止官员带病复出，社会性的监督力量同样重要。要问免职官员将到哪里去，实际上问的依旧是制度规范和民众监督的力量。（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