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家孙绳武逝世 曾为读者过滤“不良”文学

　　 新式教科书，开首“人、手、足、刀、尺”

　　我六七岁的时候，家里被抢过一次。记得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坐在前院玩，突然她抱着刚刚吃过奶的弟弟，拉起我就往后院跑，经过堂屋时，听见我爷爷在大声嚷嚷，后来才知道是家里被抢了，家里的现金，祖上传下来的10多块怀表都被拿走了，爷爷好像还挨了打。

　　那时候军阀混战，一些杂牌军脱了军装，拿了枪到有钱人家抢劫是常有的事情。我家在本县算是比较大的地主，爷爷是一生不事生产，父亲有过一段少爷生活，北伐时期参加过国民党，终究还是回了家乡。

　　在我父亲那一辈时家里平均每个人有100多亩地，但因为不懂得经营，加之杂税太多，很快就衰败下来。抗战开始，我们家就很窘迫了，父亲名下只剩下100多亩地，却有5个儿子要养活。这种环境导致我不能像父亲那样靠吃租子过活，得通过上学来获得谋生手段。

　　家里被抢之后不久，爷爷觉得大地主在小城市不安全，就带着我和哥哥去了开封，生活费是由父母在家收了租子寄过来。我在开封上的是新式学堂，学的是新式教科书，记得课本最开首是五个汉字：“人、手、足、刀、尺”，而不是像我哥哥他们那样，第一课学“人之初、性本善……”高中以前我的理想也不过是想着以后去当教师或者做个记者。

　　 “大学教授里，有许寿裳，有李达……”

　　1931年，北方的局势已经很坏了，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青年中激起了很大的怒潮。“一二·九运动”时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我班上有几个同学是它的成员，他们发现我喜欢看进步书籍，就介绍我加入了先锋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了组织的观念。

　　那个时期的青年人对苏联都有很大向往。听说当时有一部苏联电影《出路》，在东华门的儿童电影院放映，楼上楼下都挤满了进步青年，而且他们在放映前齐声唱：“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想必他们的心情都是很激动的，但有很多人随着环境的变化慢慢地又去过平淡的生活了。

　　但凡在高中成绩优秀的同学都倾向于报考理工科或者是英语系，如此便容易找工作一些。我则对社会主义国家很向往，希望将来能做介绍苏联文化的工作。而那时候，只有两三所大学有俄语系。

　　1937年的时候，在西安有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组成的西北联合大学，那里的商学系有俄语专业。这所大学里有一些左翼的教授，比如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也有李达那样知名的左派教授，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都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毕业到重庆后更倾向于苏联共产主义。

　　 分享共产党员戈宝权的秘密

　　在重庆，老师介绍我认识了曹靖华，他是著名翻译家，曾经在我们的陕西联合大学教俄语，但是掌握教育部的国民党认为他不可靠，就把他给解雇了。曹靖华1938年底来到重庆，被请到中苏文化协会做理事，有人劝他建立一个编译委员会。实际上后来这个编译委员会总共也就三个人：曹靖华领导，叶以群是编辑，我是编辑助理。

　　中苏文化协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其实都是国民党人，苏联大使馆和国民党都为它提供活动经费。这个协会的成员有国民党、共产党，也有像我这样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普通人。说得好听一点，这儿算是对苏工作的统一战线组织。

　　戈宝权那时从苏联当记者回来，在搬迁到重庆的新华日报社做编辑。这个报社是受国民党监控的，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戈宝权是共产党人，他的活动范围不能太大，所以他常常来中苏文化协会找我们玩。我和他年岁差不多，又都喜欢文学，许多年都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连住的地方都不告诉别人，后来领导要他从重庆经香港坐船去北京工作，所有人都不知道，有一天我们一起吃完饭，他约我去他住的地方坐一下，我才知道他住在他的叔叔戈公振曾经住过的房子里，那里有很多俄文书。他在送我上电车回家的路上，才对我说：“我要离开了。”我也是谨慎的人，知道是上级要调他走了，所以也并不多问。

　　10多年之后，戈宝权从苏联回来做外交工作，主要研究俄苏文学，而我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俄苏文学，我们才又相聚在一起。

　　 苏联人的出版社工资发美元

　　从1945年起，苏联开始加大它在国外的文化外交工作，所以在上海以侨民的名义成立了时代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直属于苏联宣传机构塔斯社管理。在它成立之初，日本还没有投降，苏联也还没有对日宣战，因此苏联要在日本包围的中国租界建立这么一个出版阵地。

　　时代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有系统地在中国找人翻译俄国古典文学作品，更多的还是以苏联与德国作战为主题的书，比如《日日夜夜》、《宁死不屈》等等，通过这些书宣扬苏联的建国经验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在重庆感到国家必须要走类似苏联的道路，就在戈宝权介绍下来到这家出版社工作。

　　当年通货膨胀很厉害。时代出版社算外资机构，给我们发美元当工资，我当年的收入是每月70多美元，用美元去买东西，价格相对稳定一点，但因为整体的物价变幻莫测，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塔斯社给我们发工作人员的卡，表示这些人是苏联塔斯社聘请的人，由他们负责。有做地下党工作的同事被国民党逮捕，最后还是共产党组织找人去疏通关系把那个人给保了出来。所以在这儿工作并不是那么安全，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应该留下来向国民党统治区里的人介绍苏联文化。

　　1949以后，中国开始禁止外国在国内建出版社。1953年时代出版社关闭了，苏联人当时很想不通：我们一直支持你们的革命工作，为什么要把我们关闭？后来，他们把时代出版社的所有权移交给中国，社里的工作人员也重新进行分配。一批人去了商务印书馆，另一批人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北京，替人民过滤“不良”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社长是冯雪峰，他请了冯至、曹靖华等四个人来做副社长，从冯雪峰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不单是介绍“五四”以后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开始介绍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典名著。

　　1957年“大跃进”的时候，各个单位都搞整体规划。我们在外国文学出版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提出了一个“赶超日本”的口号，做了一个二三千页的出版计划书，非常详细，包括作品的内容简介、艺术风格、主题思想和倾向性等等。

　　紧接着就到了“反右”，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断开冯雪峰的批判会，但是他后来还是继续在出版社领工资，只是不担任具体职务，有时候帮我们看看稿子。他的身上有浙江温州一带人的那种“介乎耿直、固执、顽固之间”（鲁迅语）的性格，在出版社有鼓舞人的力量。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后，我担心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怎么办，后来，周扬调来了冯雪峰的朋友巴人接替冯的职位，大家也都继续安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上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苏联文学介绍的分量大，现在看来，也许有些二三流的作品不介绍过来也可以，算是做了一些多余的工作。比如有一本书，讲的是两个红军休假回部队，路上经过一个小镇，就到当地的妇女家中去……描写得比较刺激露骨，而我们觉得红军是很神圣的。

　　再有些美国小说中许多反映社会青年处于悲观失望状态，它除了有利于我们了解美国之外，还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负面影响？我们就作出分析，附加在书的前言后记中，说明作者的动机是希望改进这个社会。

　　5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完整的《金瓶梅》，但只有研究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和地方上具备一定级别的党政干部才能买到。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出这本书了，而我仍然认为这本书的流传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就是如此，强调组织、强调政治性。

　　1917年生于河南偃师，1949年进入苏联背景的时代出版社，从事编译业务。1953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第三编辑室和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1983年退休。1931年便开始发表作品，译有白俄罗斯著名诗人库巴拉的诗集《芦笛集》，伊萨科夫斯基《谈诗的技巧》等，50年代与蒋路合译了在我国大学文科教育中有重要影响的三卷集《俄国文学史》。

　　“文革”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日本文学丛书”、“北欧文学丛书”、《莎士比亚全集》、《泰戈尔作品集》、《列夫·托尔斯泰文集》、《普希金选集》、《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印地语文学史》、《西方美学史》、《欧洲文学史》等重要书籍的翻译出版。曾获得过韬奋出版奖和彩虹文学翻译奖。

　　2014年6月9日，孙先生逝世，享年97岁。

　　 ■记者手记

　　孙先生的两个孩子不幸都是聋哑人，但他说自己仍希望子女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教育自己，能够多施于人，为别人服务。

　　此前不久，看到李文俊先生的一篇文章《了不起的女儿》，文中便记述了孙先生的女儿细心照料父亲的情景。我去的那一天，碰巧她不在，孙先生说沙博理（中国籍美国翻译家）的孙女要结婚了，作为老邻居老朋友的女儿代表家人给他们帮忙去了。

　　孙先生夫妇两位老人在家行动都不甚方便，女儿在去给别人帮忙的当儿，给父母买好了速冻水饺等食物放在冰箱里，“千叮咛万嘱咐”妈妈一定要把碗留在水池里等她回来洗。转述着子女孝顺的事迹时，做母亲的脸上尽是欢颜，一旁的父亲也含笑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