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华：美术馆成为“中心”之后

孙振华

    在上世纪80年代，信息传播相对不那么便捷，人们又渴求新的思想，那时候艺术报刊、书籍等纸质媒体一度充当了“老大”，成为新思想的引领者，成为艺术界关注的中心。

    在那个观念不断更新时期，新艺术启蒙的重要推手是纸质媒体，它的传播效应非常明显，谁更早一天看到新的报刊和新引进的书籍，谁就更有发言权，谁就能占据思想的制高点。所以，那个时候艺术的推进是围绕纸质媒体来展开的。

    2000年以后，我们真正进入到一个媒体时代，海量的信息和知识，多元的思想和观念，互联网络的快捷和便利，反而让媒体对艺术的影响不如过去那么直接。异军突起的是美术馆。也就是说，艺术的“中心”从媒体转移到“空间”，这个时候，获取信息已经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而如何在一个物质空间，在一个具体的艺术场域让艺术呈现出来，成为一个更加迫切，更有难度的问题。当然，媒体仍然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比较而言，美术馆的空间更具有“原发”的性质，它更具支配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左右着媒体，让媒体因为它的展览和活动而兴奋。

    人们将注意的中心越来越集中投向“美术馆”，还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随着画家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展示平台稀缺，尤其是有质量的展示平台稀缺，这客观上彰显出了美术馆的重要性。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艺术平权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公众需要参与到艺术中，美术馆与媒体不同，它让人的身体在场，让观众与艺术品和艺术活动在具体的空间中可以进行面对面地交流。

    随着体制开始接纳当代艺术，美术馆开始成为新锐、先锋艺术的展场，这也给了美术馆以很大的可能性，增加了它的吸引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立美术馆、博物馆明确成为国家财政投入的公益性文化机构，而过去一值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则开启了市场化之路，必须通过经营来维持生存，这无形中让美术馆更多能获得国家资源。

    更重要的是资本和市场的进入，它改变了过去美术馆的游戏规则，只要付钱，可以在任何美术馆租到空间和场地;同时，资本还为大量民营美术馆的出现提供了资金支持。

    ……

    今天，当美术馆越来越多，对艺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众多的美术馆向何处去?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最近，上海美术馆的更名和迁址，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与其说是一个城市美术馆自身的事情，不如说，它反映了公众对美术馆的普遍关心。

    过去，人们谈到美术馆的功能，通常只谈收藏、展示、研究、公共教育四大功能，然而，如果从文化、历史、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看，美术馆的功能不仅仅只是如此。

    美术馆是一个“现代性的装置”，它是现代性的产物，它在被现代性所决定的同时，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设置和制度，它同时又生产着符合现代需要的艺术观和艺术。套用福柯的话，先有医生，再有病人;先有监狱，再有犯人;因此也可以说，先有美术馆，再有艺术。

    这个意思是说，艺术是被美术馆定义出来的。现代美术馆是一种定义艺术的工具，也是一部生产艺术的机器，它最大的作用并不是所谓的“四大功能”，而是对艺术的定义能力，赋予艺术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它左右人们对艺术的评价，并深深地影响了艺术的未来发展。

    以雕塑为例，雕塑进入美术馆与“架上雕塑”概念的出现(即作为纯艺术的雕塑的出现)是同步的。在十八世纪，莱辛写作《拉奥孔》的时候，人们并不清楚诗歌、绘画和雕塑之间的区别;到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出现以后，近代意义上的美术馆(博物馆)也在十八世纪正式出现，雕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获得了自觉，成为了审美的艺术。雕塑为什么是雕塑，在于它必须被纳入到一个展示、研究、收藏、传播的系统，这就是美术馆系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雕塑是被现代美术馆、沙龙、展览会所定义的，是它们让雕塑获得了自身的独立。

    当罗丹津津乐道地分析雕塑在室内灯光条件下产生的光影微妙变化的时候，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因为美术馆出现之后才给了雕塑这种可能，而雕塑原本不是在室内，不是让人们在人工光照的条件下如此欣赏的。

    目前，在中国艺术格局中，美术馆处在相对“中心”的位置，与它在中国的这种强势状态形成对照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博物馆怀疑论”。

    由当代美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大卫·卡里尔撰写，丁宁翻译的《博物馆怀疑论——公共美术馆的艺术展览史》表达的就是对美术馆的怀疑态度。大卫·卡里尔是《艺术的终结》的作者阿瑟·丹托的学生，他在书中认为，艺术毁于博物馆中，古代的艺术品一旦进入美术馆就失去了它和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的联系，成为一个孤立的欣赏品，这样意味着艺术品的死亡，美术馆成为艺术品的坟墓。

    在大卫·卡里尔反思美术馆的价值，思考艺术品是否应回归与社会、与生活的全面联系的时候，中国则恰好处在美术馆的上升期，它目前正在大建美术馆，大量收藏艺术品。

    如果中国的美术馆热真实地反映了国度对美术馆的需求，那么随之而来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美术馆是成为一种国家的“事业”，作为城市的文化硬件和指标，还是应该成为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手段;是把美术馆办成真正能够吸引公众，成为满足公众的精神生活的场所，还是只是成为部分艺术家和相关人员自娱自乐的地方;美术馆是一种启蒙的工具，教育的手段，还是大众娱乐的场所;美术馆应该强化它的艺术殿堂意识，还是让它打破围墙，更多地走向公共空间;美术馆是一种可租用的，承担有偿服务的空间，还是完全拒绝商业行为的公益艺术机构？

    更重要的问题是，今天的美术馆如何定义艺术，如何影响艺术的未来？

    凡此种种问题，都是美术馆取得“中心”位置后，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的。

    （本文根据孙振华观点整理。孙振华系中国美术学院博士、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深圳雕塑院院长。）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