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公信需要自我救赎

    第十五个记者节临近，友人问：记者节既是国家节日，对民众有何意义？我说一如教师节、护士节，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呼吁，不要丧失对新闻人的信心和尊重，不要放弃对新闻人的支持与呵护。友人听后嘴角上扬，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透过友人意味深长的表情，体味的是媒体公信力损耗的尴尬与苦涩。从去年的陈永洲事件，到今年公布的8起典型新闻敲诈案件，再到21世纪传媒总裁等被警方带走，新闻操守的堕落矮化了新闻职业的崇高；从虚假新闻到“疑字当头”的悬疑新闻，从低俗新闻到“萌妹陪游”的营销新闻，不断变换马甲的眼球效应畅通无阻，蚕食公众对“社会瞭望者”的信任。这一切，将个体谋私、媒体经营的红黑之术公之于众，让新闻寻租、新闻敲诈成为年度热词，与车马费、红包等潜规则一起，恶化为“癌细胞”附着在允中守直的媒体风骨之上，加剧广大正直新闻人的内心憾恨。

    可以想象，今后再遇记者权利遭受侵害，公众也许不再是声援的力量，而是旁观的看客——“记者又收钱了吧”；将来再反击谣言、再澄清舆论，公众可能不会毫无保留地信任记者和媒体，而是潜意识地扩大“塔西佗陷阱”效应，那么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己任的媒体，又该何以自处？许多人都见证过记者对改革开放、良法善治的推进，对个体命运、群体福祉的改变。但是，成绩属于过往，若媒体公信丧失，记者将拿什么来应对时代挑战，承载社会期许，担负光荣使命？

    把问题归咎于媒体管理机制是容易的，将矛盾归因于新媒体冲击下的转型压力是轻松的。然而，再不完善的机制、再大的压力也不是自我堕落的理由，在呼唤有效监管、顺应媒体融合之余，媒体与记者更应该进行自我救赎。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对于新闻人来说，应当思考我们的理想、伦理、操守，是不是我们走得太远忘了为什么出发？忘了自己是谁？忘了“铁肩担道义”的崇高？

    “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没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不可能担当起重任。什么时候失守了原则和底线，什么时候就有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就不值得社会公众信任。重温拒纳军阀张作霖30万元诱惑、直呼“枪毙我也不要”的飘萍风骨，聆听“有了健全的人格，才配做新闻记者”的长江定论，谨记“不为私情萦梦寐，只将贞志凌冰雪”的韬奋恒言，仰望灿若星辰的新闻前辈，练好“妙笔”，锻造“铁肩”，自我救赎就有了导航的北斗星。

    有一段无名氏的碑文，让很多人沉思。他在年轻时梦想改变世界，成熟时决定改变国家，暮年后愿望仅是改变家庭，最后都落空了。当他行将就木之时，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从校正航向做起，在一桩一件事情上见真功，谁又能说我们不能担起道义、赢得公信呢？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媒体人来说，记者节应该是一个沉思得失荣辱的节日，一个擦亮光荣与梦想的节日。胸有一团不灭的火，我们就一定能担当好使命，抵得住诱惑，在新时代写下新闻记者的新荣光。（姜 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