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热议教育质量提升：为新常态的中国输送人才
2014年5月以前，河南成千上万亩的金黄色麦田与全国成千上万所学校的关系，或许仅限于成为供给食堂的面粉而已。
但在那之后，这些麦田见证了一个新词的诞生，它或许将成为中国成千上万所学校“深入骨髓”般改革的强力推进剂。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一词。今年3月7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座谈时开宗明义，首先就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教育工作的部署，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从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国家大局出发，全面部署教育工作”。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看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千千万万的优质人才，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说。
中国经济迈上中高端，人才供给首先要实现中高端
每年开学典礼，喜庆的气氛中，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都会有些失望。
澳门理工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内地学生，开学典礼时，李向玉都会跟这些内地学生和家长见面，并邀请他们提问。每一次，都只有家长在问，学生们安静地沉默着。
多年的教育经验让李向玉意识到，在这些年轻人优秀的成绩下，隐藏着令人不安的缺陷。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体系、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0多万所，拥有2.6亿名在校学生，也拥有对教育质量不绝于耳的批判。
对基础教育，人们批评它培养出的学生都是“做题机器”。
对高等教育，人们批评它培养出的学生“与社会需求脱节”。
民间长期地位低下的职业教育，尽管多年来国家一直大力扶持，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进职业院校依然是不情愿的选择。“进职校，一毕业就是去工地搬砖。”年轻人聚集的网络论坛里，对职校的吐槽比比皆是。
所有的批评和调侃，都指向一个词：教育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人民对教育的要求提高了，希望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不仅要有学上，更要上好学。我们只有公平是不够的，还要有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新近提出了‘四个全面’。这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最终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靠谁？最后还是要靠人才。”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说。
再杰出的人才，也要就业。就业，又与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密切相关。
“新常态带来人力资源的转化与转型，结构调整最大的动力是人，所以要在人才技能转型上着重发力。”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者黄方毅说。
“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中国经济迈上中高端，人才供给首先要实现中高端！”3月7日，袁贵仁在联组会上对政协委员们说。
那一天，有14名委员先后发言，其中12名委员紧紧围绕教育改革和立德树人，阐明观点。
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质人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和高级政治舞台上强烈的呼声。
种种障碍不破除，就无法实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政协教育界别在北京的驻地，相距1000多公里。
地理上的距离并不能隔绝郑晓静对学校的牵挂。在北京开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依然时时和其他委员探讨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
“3万多名学生压在我的心头啊。”郑晓静说，“我常常问自己，他们为什么值得来接受高等教育？”
去年，学校调研发现，教师和学生对目前的教育教学现状不满意，甚至互相埋怨。学生批评教师上课效果还不如自己看书；教师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风不好；检查组发现部分教授的课堂分不清是在上课还是在作学术报告……
面临重重问题的，又何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又何止高等教育？又何止公办学校？
“我到农村学校去看，发现那里的老师也是让学生大量做题。而相对较大的城乡教育质量差距，使农村教育的吸引力不断下降，知识无用论在农村不断蔓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2020年，全国高考毛入学率达到40%，但还有60%的学生上不了大学，其中农村学生将占相当比例。在未来有数亿人进入城镇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能使他们具备城市生活的社会素质和个人技能吗？”刘长铭问。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现代教育集团董事长苏华说：“校企合作始终是职业院校积极性高，但企业不高，而且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衔接不畅，这些都制约了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院长秦和感叹，现在制约民办高校质量提升的关键，有两个问题——资金和师资。
“民办高校的收入主要是学费，来源单一，这造成民办大学普遍资金紧张，制约发展。”秦和说。为了筹集学费，有的学校铤而走险，2014年，西安甚至曝出警方立案侦查民办学校非法集资的案件超过10起。
由于民办高校教师身份导致的退休工资偏低、职称评定遇阻的问题，更是一直无法突破，这使得民办高校师资流动率长期偏高。
种种障碍横亘在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质量的前头。不破除这些障碍，就无法实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就无法为新常态的中国输送千千万万的人才。
释放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教师教育能力
1999年9月，澳门回归前夕，最后一任葡萄牙总督韦奇利将澳门理工学院院长的长袍披在李向玉的身上。
彼时的澳门理工学院，招生名额只有600人，每年却还要经过四次招生才能招满。“人家挑剩下的，我们才给收过来，生源质量就不用说了。”李向玉说。
16年过去，澳门理工学院成为亚洲名校。李向玉将教育质量提升的秘密，归结于对接国际公认的大学评价标准，老老实实在教学管理、科研管理、行政管理上下“笨功夫”，按教育规律办事。
无独有偶，郑晓静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开始了一场改革。
她把落脚点放在组成师生队伍的一个个“人”上。要让学生有独立思考能力、有解决分析问题能力、有卓越的社会交往能力；要让教师热心教学、潜心科研、立德树人。
“学校的主体不就是学生和老师吗？学校的一切工作和改革都要围绕他们去做，释放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教育能力，教育质量一定可以提上去。”郑晓静说。
致力于职业教育24年的苏华则把目光对准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普通教育的沟通衔接上。“目前就是衔接不畅，制度、政策缺失！学生上到中职、大专就到头了，怎么提高吸引力？将来要让中职生不仅可以考高职院校，还可以考应用型本科！”苏华说。
考试招生改革政策的参与制定者钟秉林，一遍遍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基础教育一定要和高等院校的改革联动起来。如果中小学还是搞应试教育那一套，不顾学生的综合培养，那就违背了改革的初衷。”
“教育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瞄准经济社会需求发展教育’，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提升教育质量。”3月7日的联组会上，袁贵仁向政协委员们表达了推进教育改革的坚强决心。紧接着，他一口气提出五点措施，条条指向“提升质量”这一核心，赢得政协委员们的掌声。
在这个新常态之风吹拂的春天里，中国教育正在播下一颗颗种子。人们期待，到了收获的季节，它也能结出一串串沉甸甸的果实。（记者 高毅哲 黄金鲁克 张婷 3月8日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