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围观闹出人命的让座风波

　　 作者：朱昌俊

　　9日下午4时30分许，郑州市一辆919路公交车行驶至中原路秦岭路路口时，车上一名老人突然倒地猝死。车上乘客称，老人之前曾因让座问题与一名小伙子发生争执，并动手打了小伙子四个耳光。老人家属接受急救人员询问时称，老人患有心脏病。（9月10日《大河报》）

　　种种因让座而衍生的风波，已难以被作为偶然事件来看待。特别是置于老人的语境下，一件件让座事件似乎一度成为“老人变坏”的新例证。于此，各种争议归结到一点，很自然扩展为一种群体性的对立。此事中，即便老人最终猝死，也未能逃脱这种指责。关于老人变坏的评论，在新闻背后的跟帖中不算少数。

　　但每一次这样的事件就真的可以如此简化为对一个群体的盖棺定论吗？此事中，老人猝死的真正缘由还待医学鉴定，是否在此之前真的扇过年轻人四个耳光也仍需进一步调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又是一个与让座有关的恶性事件。无论对与错，是非与，它都应该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跳出个案来看，随着广场舞纠纷与让座事件的叠加，社会对于事件中老人的看法已然带有“有色眼镜”的嫌疑。这显然是需要警惕的。在评判这样的事件前，一个似乎被模糊的观念是：为老年人让座，或说是谦让老弱病残，在公共生活中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谦让，理当是每个社会公民都应该履行的道德契约，它无需外在的强制，而应是内化为社会整体成员的内在行动。也就是说，即便不乏一些老人将道德行为强制化，但让座依然是一个需要张扬的社会美德。

　　一个值得警示的现象是，这些年类似的让座风波一度风行，除社交媒体增加了相关信息的曝光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大背景，即与老年人有关的新闻越来越多，它对应的正是老年社会正在向纵深发展的大趋势。老年人的增多，更多的出现在公共生活中，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正视的老龄化社会风险之一。面对这一增加的群体，在公共服务方面予以针对性的调整，如强化公共交通工具上老弱残孕专座的专用意识，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等，都有必要。但同时，除了这些硬件上的配合，其中所可能蕴藏的观念冲突，同样不可不察。

　　一方面，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可能比较习惯从道德的维度来理解“尊老”、“礼让”等行为，因而可能有时候甚至不是为了争一个座位，而是对于不让座这种现象的“看不惯”，便将之上升到“辱骂教育”甚至动手的强制层面；而另一面，他们所面对的年轻人，已经更多的拥有者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念，不让座也是一种个人自由权利的观念正在强化。由此当道德评价与权利评价失衡时，往往诱发不可调节的冲突，让座风波与广场舞纠纷或都可从中找到一些原因。

　　面对可能各有诱因的冲突事件，所有的口水与群体敌意都将对和解无济于事，反倒只能激发对立与矛盾。这是在围观这一类事件时所必须秉持的公共认知。具体而言，当面对闹出人命的让座风波，还请少一点“叫好”的围观者说，且不说它终究是一条生命的离去，对于类似事件的看法更事关能否防止事件重蹈覆辙。至少在这起事件中，它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教育或说是启示，应该优先于对事件双方的评价：到底是更多人从此以后忌惮于引发这样的不可挽回的后果而给老人让座，还是老年人不再为座位而激动，以防止“引祸上身”？虽然这样的教训领会显得过于“功利”，但社会成员的和解，从来就不能依靠单方面的退让而成，双方的内省，才是根本出路。（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