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有时毒舌，有时顽童

　　奥登年轻时代肖像。W.H.奥登(1907—1973)是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南都讯记者黄茜发自北京英国著名诗人W·H·奥登的评论文集《序跋集》近日由黄星烨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序跋集》是奥登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自选集，收入四十六篇序言、导言和书评，从古希腊戏剧、莎翁十四行诗、格林童话、当代诗歌与小说及至宗教、音乐、美食、心理学均有涉猎，亦庄亦谐的语调里可清晰窥见晚期奥登的“顽童”风格。

　　在为《序跋集》撰写的序言里，《奥登诗选》译者之一、奥登研究者、浙江财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蔡海燕指出，早期奥登急切地想要占领“文学的中心舞台”，“行文带有年轻人虚张声势的果敢、犀利，措辞颇为煽动性，语调也偏尖锐”。而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沉潜，奥登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激情，《序跋集》里的文章“语言表达多了一份谦和”，“让人倍感亲切”。饶是如此，奥登的书评依然闪烁个性锋芒，时常语含戏谑，有时堪称“毒舌”。据上海译文出版社透露，《奥登诗选1947-1973》也将于2016年3月出版。至此，中国读者将能一睹奥登诗作的全貌。

　　晚期奥登与他的散文风格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序跋集》是奥登生前最后一部自选集吗？

　　蔡海燕：对，我问了奥登文学遗产的委托管理人门德尔松先生，虽然《序跋集》出版时的编者的署名是他，其实真正操刀做这件事情的是奥登本人。

　　南都：《序跋集》里收录的这些导言、序言、书评有什么特点？

　　蔡海燕：《序跋集》最主要选的是奥登晚期的作品，就像奥登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分水岭，他在散文写作上也有一个分水岭。1930年代的时候，他年轻气盛，措辞也比较激烈。1943年以后，也就是在奥登后期，他已经成熟稳重了很多。《序跋集》里这些文章，从古希腊(《希腊人和我们》)开始写，一开始比较严肃地探讨文学、音乐、历史、心理学等问题，越往后个人色彩越浓厚，个性化的奥登显现出来了。

　　南都：这种个性化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

　　蔡海燕：一是语言方面，嬉笑怒骂都会有。还有就是个人生活的融入，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写入书评。《序跋集》里很多篇涉及到同性恋话题，比如评王尔德的《不可思议的人生》，奥登对同性恋的了解，跟他自己是同性恋是有关的。《C·P·卡瓦菲斯》是西方奥登研究引用得比较多的文章，奥登非常强调正义，他认为卡瓦菲斯是诚实的见证者，他自己一生所奉行的也是“诗歌是诚实、道德的见证”。

　　此外，奥登非常在意隐私问题，《序跋集》里好多篇文章强调作家的隐私。他认为，了解作品和刺探作家私生活是两回事，他很注意不公开自己的日记、书信。他曾经庆幸地说，他已经嘱咐亲友在他死后销毁和他的信件往还。但是据说他死后，亲友们也没有遵从这个嘱咐。

　　南都：《序跋集》里所写的评论文字很多与诗歌有关。在奥登的眼里什么样的诗是好诗？什么样的诗人是好诗人？

　　蔡海燕：他认为的好诗是形式与内容都能够达到一定标准的诗歌。比如有一篇是评价豪斯曼的《伍斯特郡少年》。奥登直接说豪斯曼是二流诗人。豪斯曼还不至于是二流诗人，但奥登的理由是，豪斯曼没有进步。奥登说，大艺术家和小艺术家的差别是不断进步，不断自我超越，而不是自我重复。

　　虽然叶芝的某些政治观点，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处理奥登不一定赞同，但他认为叶芝是大诗人，就是因为叶芝不断地挑战艺术，探索新可能。

　　南都：奥登为什么把《序跋集》题献给汉娜·阿伦特？

　　蔡海燕：奥登在后期和汉娜·阿伦特有私交，在阿伦特丈夫过世之后，奥登曾向她求婚，但她拒绝了。奥登去世后，阿伦特还写过回忆奥登的文章。奥登和阿伦特在思想上有很多共识，尤其是对“平庸之恶”的认识。

　　你大约要问，奥登不是同性恋吗？这个问题我和马鸣谦也讨论过。我从各方面的资料看出，奥登在生理上应该是偏向于同性恋的。他年轻时迫于家庭压力，也跟女性订过婚，但他马上又悔婚了。马鸣谦认为，也有可能一直以来，奥登都没有碰上在智力上、思想与他相当的女性，而阿伦特是一位思想家。阿伦特的丈夫1970年去世，奥登是1973年去世的，1970年奥登已经很老了，而且也很孤独，他向阿伦特求婚，可能更多是思想上的吸引。阿伦特在回忆文章里说，她和奥登除了思想上共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我想，奥登向她求婚，其实也是半真半假吧。

　　翻译《奥登诗选》的困难与标准

　　南都：《奥登诗选》是你和马鸣谦一起翻译的，你们俩怎么分工？

　　蔡海燕：我和马鸣谦是2009年开始翻译《奥登诗选》。我们俩一开始就商定，他先译初稿，我对他的初稿从语言、内容各个方面进行把关，增补注释。毕竟我做奥登研究，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然后，马鸣谦根据我的意见再理一遍，理完之后我再看。后来译文出版社联系了王家新，我们又把我们的统稿发给王家新老师，王家新的意见反馈过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修订。最后一遍的语言由马鸣谦把关。所以《奥登诗选》的翻译我们做了很久很久。

　　南都：在这个过程里哪些地方是让译者觉得特别有挑战的？

　　蔡海燕：比如一句诗，无论是英文原文，还是翻译成中文，个人都有不同的体悟。我和马鸣谦在线上讨论，有的时候争论得彻夜不眠，晚上做梦我都会梦见那首诗。

　　这个过程也让我发现，对一首诗的理解真的是通过讨论才会更加透彻、全面。个人读一首诗是有思维定式的。

　　南都：译诗以什么为标准呢？

　　蔡海燕：以准确为标准。在英文里，奥登是以晦涩著称的。对于这样晦涩的诗人，加注释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从小读的书真的很杂很多，如果不做注释，一些亮点可能会被读者忽略。他喜欢用典，你想想艾略特的《荒原》，他也算是和艾略特一个路子的。

　　南都：所以在翻译过程里，注释这部分下了很大功夫。

　　蔡海燕：对。《奥登诗选》出版后，我把书寄给门德尔松教授。他说虽然看不懂中文，但看到那么多注释他就放心了。

　　奥登晚期诗歌的尝试与变化

　　南都：今年出版的《奥登诗选1947- 1973》是他1947年以后的创作。这部分和上部分诗集在风格和语言上有什么不同？

　　蔡海燕：举个简单的例子。奥登刚到美国时写了一首诗叫《1939年9月1日》。但是他后期的诗歌，取的题目诸如《60岁的开场白》。以前他还以年份为标题，到后来他更关注自身了。毕竟西方有“奥登一代”、“粉红三十年代”之说，早期的奥登更关注的是政治。在后期的诗歌里，你会看到他对自我、身体、感官等方面的关注。

　　南都：后期的诗在体裁和形式上有变化吗？既然奥登说大诗人要不断进步？

　　蔡海燕：他尝试了各种诗体。在后期，三行的俳句形式的诗歌出现得更多了。年轻时雄心勃勃，写下的长诗也比较多，比如《新年书简》、《致拜伦勋爵的信》，这些都是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早期写下的，后期看不到这样的长诗。取而代之的是以众多短诗组成的组诗，从多个角度去探讨同一个问题。

　　南都：你在《序跋集》序言里称奥登为“亲爱的A先生”。为什么这样叫他呢？

　　蔡海燕：算是对奥登的模仿吧。奥登称呼歌德为“亲爱的G先生”。这也涉及到我个人。我大概是从2004年开始接触到奥登，硕士论文写的是奥登的“振救主题”，因为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大概1926年，读到T·S·艾略特的《荒原》，他说以前的诗都可以扔掉了，他找到新的方向了，这个方向就是艾略特。可以说奥登是模仿艾略特的。所以他那个时期对于人类处境的认识，带有艾略特的痕迹。

　　他也强调振救，当然他的振救在早期并不是艾略特的宗教式的振救，更多地强调行动力。博士论文我写的是他的乌托邦倾向。这个词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误解，乌托邦本身是一个被人用滥的词。

　　2004年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做奥登到现在也十来年了，这段时期刚好是我对生活慢慢形成一定认识的时期，奥登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阅读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就是爱和善。奥登很正义，很有爱，他永远对一切都有怀疑精神，所以他要求不断进步。这些对于生活会有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