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得区分敌友，对反华国家要针锋相对

　　原标题：阎学通：大国外交得区分敌友

　　2013年我国开始了“大国外交”的转变。之前，我国外交中的“大国”是指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印度、巴西这些外交对象国，如今“大国”是指中国自己。外交地位的转变使我国外交理念面临一个新挑战，即外交是否需要区分敌友。

　　 从不结盟走向不区分敌友

　　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的“不结盟”原则之前，我国的外交理念是明确区分敌友的。在上世纪50年代，根据与我国社会制度的异同程度将国家分为“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调整为根据与我国国际地位的异同程度划分为第一世界(超级大国)、第二世界(超级大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两种划分国家类别的标准虽然不同，但都体现出当时区分敌友的政治外交理念。

　　在不结盟原则的指导下，十二大报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从此，我国外交开始淡化敌友的理念，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任务使发展中国家的排序后移。十二大报告中的外交对象国排序为日本、美国、苏联、第三世界。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取消了外交对象国的排序，提出了“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区分敌友的做法体现了开展经济合作的外交理念。

　　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立场不同。面对这种现实，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的外交工作任务中恢复了国家分类，但这次只分了两类，即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国家”(意为“非发展中国家”)。这种国家分类是想在明确外交重点和不区分敌友之间建立一种平衡。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找到了不区分敌友和明确外交重点的一个国家分类排序方法，即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三类国家的划分方法延续至今，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将三类国家排序调整为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国家分类排序于2006年被归纳为，“大国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它的优点是使各类国家看上去同等重要，增强了外交原则的灵活性，即以哪类国家为外交主要对象都合理。有人认为这种国家分类排序是符合全球化时代的，说全球化时代外交无敌友，区分敌友的外交是“冷战思维”。

　　然而，这种国家分类排序也有弊端。当原则的灵活性很强时，原则的指导作用就弱化了。比如，在东南亚，柬埔寨和菲律宾同为我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但前者可作为我外交基础而后者则是我外交麻烦。俄罗斯和日本是同类国家，我对俄需要加强全面战略合作，对日则只能进行政治孤立。 “首要”、“关键”和“基础”三个词并列，无法明确外交工作重点对象国是哪类。美国仅属于大国但不属于周边国家，日本则两者都是。日本既“首要”又“关键”，理论上应比美国还重要，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大国利益得靠区分敌友的外交来实现

　　未来十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比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大，且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将不得不通过承担更多国际责任，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来维护国际秩序，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 承担国际责任，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都面临着不区分敌友则方向不明的困难。 只有明确了承担谁的责任、有利于谁的方案、有助于谁的智慧、谁能多享受的公共产品这些问题，才能决策做什么。 任何大国在塑造国际秩序时都是承担保护友邦而非敌国的责任，提出有利于合作者而非竞争对手的方案，为遵守规则而非破坏规则的国家提供公共产品。

　　具体而言，不区分敌友我们将难以执行“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例如，在当前情况下，政治上，我们可以亲近俄罗斯和柬埔寨，但不能亲近日本的安倍政府和菲律宾的阿基诺政府，否则将会怂恿他们采取更加反华的政策。 外交上，我们只能对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讲诚信，对那些不承认我国主权，支持台湾分离主义的国家，不存在是否讲诚信的问题。 经济上，我国可以主动惠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不能惠及发达的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弱者主动惠及强者的做法不符合道义，是弱者对强者的谄媚。

　　为了塑造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我国对外政策似可考虑依据利益关系划分国家类别，为制定具体外交政策提供明确的政治方向。 如果我国将世界各国分为“友好”、“合作”、“普通”和“冲突”四类国家，对于综合实力弱于我国的国家，无论国家大小，我国对友好国家一律采取仁义相助的政策，对合作国家采取适当照顾的政策，对普通国家采取平等互利的政策，对冲突国家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 。

　　美国是唯一比我国实力强大的国家，因此可考虑将美国单列为一类，定为“新型大国关系国家”。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是崛起国与主导国和平竞争的关系，且实力对比是美强我弱，因此我对美政策应是对等互利。从严格意义上讲，在实力不等的条件下，对等互利本身已经是有利于强者，因此对美采取对等互利政策已经体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包容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积累了丰富的以弱制强的外交经验，但以强对弱的现代外交经验则较少。例如，不结盟就是两极格局下的一种弱对强外交战略。历史上小国不结盟常见，但帝国和超级大国不结盟的现象鲜见。外交采取区分敌友还是不分敌友的理念，是我国大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

　　(作者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